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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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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比的是韩非二柄的说法，其所谓二柄是就赏罚而言。《礼运》把礼作为君之大柄，显然是认为这是君主治国最根本和重要的手段。国家之治乱、君主之安危全系于此。礼所以治政，政所以藏身，因此《礼运》极言礼对治国而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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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之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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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礼而义，由义而学，由学而仁，由仁而乐，由乐而顺，这些因素的综合造就了人、家、国和天下之肥，《礼运》称之为大顺。此大顺的状态虽然还不及大同，但在小康世界中已臻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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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儒家的文献中，《礼运》篇可以看作是一篇专门讨论礼的内容、根据和意义的文字。其规模和深度足以媲美于《荀子·礼论》，而其角度和立场则有重要的差异。《礼论》从礼起于何也的问题开始，经过礼有三本和礼为人道之极的论述，而归结到礼谨于治生死者也。该篇的后半部分几乎就是围绕着丧礼的讨论。比较而言，《礼运》篇更能呈现礼的全体大用，并围绕着天道和人情两方面展开论述，尤其注重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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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孔门弟子之中很多都有自己的门人，并逐渐地形成一个派别。有理由相信，这些门人会记载自己老师的言行并以某种方式编辑在一起。《汉志》中著录的《曾子》、《宓子》、《漆雕子》、《世子》、《公孙尼子》等或都属于此类。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没有著录的作品。这些应该就是《孟子》、《荀子》等引用到的孔门弟子言行之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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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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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释文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及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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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一“孔子弟子通考”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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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专诚：《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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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春秋繁露·俞序》曾经引用过世子的话，是罕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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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详见本书第二章关于《论语》编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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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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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左传·昭公九年》说：“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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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和孟轲的五行说时，最后特别提到“以为仲尼、子游为滋厚于后世”。这显示出当时五行说的主张者是把子游看作自己思想的先驱的。另外，《性自命出》所说“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的一段话与《礼记·檀弓》所记子游之语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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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郭沫若：《十批判书》，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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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见本书第四章关于《缁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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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六德》中的“道御止”看来应该读为“道御之”，在上下文中，这几个字有些突兀，也许是对之前内容的概括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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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梁涛以为这里的“本”是指“礼化民易俗、平治天下的功能和作用”，似有不妥。梁说见《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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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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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郭店竹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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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郭店竹简《缁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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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的《缁衣》，在其总共四十九篇之中并不算引人注目。但自从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传本以后，学者们对它的兴趣就突然增加了起来。(1)而且据说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中还有另外一个甚至两个《缁衣》的传本存在，(2)更说明该文献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且在并非儒家传播中心地区的楚国）在郭店竹简属于儒家类的篇目中，由于仅仅《缁衣》一篇才有传世本可以对照，所以它的研究价值就更为丰富。除了思想史上的意义外，对于考察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文献的流传与演变的情形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对《缁衣》的研究，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将会特别注意考察隐藏在不同版本背后的编者意图，并提出儒家文本流传过程中“寓作于编”的现象，希望能够藉此加深对古代文本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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