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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以“好恶”为中心进行论述，认为君主的好恶会被臣民所效法，所以要小心谨慎。第八章的“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很明显有结语的味道。该部分除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外，其他几章中都出现好恶这两个字，这显然是编者有意的安排。而且，虽然没有出现“好恶”的字样，但第二章引用《诗经》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句，第七章中引用《诗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的话，表明君主为臣民榜样的意思，正与本部分其他章的说法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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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三章，主要说明君主治国的方法，其核心是明德慎罚。其中提到尊贤人、敬大臣、教以德、齐以礼等，与《论语》及《中庸》的一些说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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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九章，全部围绕着的是言行的问题。这里的“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王者之言，有政令的意思。这部分的中心是说君子要言行相顾，这样才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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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余下的四章，主要讨论的是朋友之道。儒家视朋友为五伦之一，见于《中庸》，所以非常重视交友之道。《论语·季氏》中就有损益之说，这里说朋友不以私惠，即合乎《卫灵公》“群而不党”的意思。又说交友要能好能恶，与富贵或贫贱无关，其标准应是好仁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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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的这四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重点是阐明为君之道。编者依照主题，将相同或类似的内容安排在一起，足见其用心。与此相比，《礼记》本《缁衣》的次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这样整齐，但仍然有其明显的编辑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礼记》本《缁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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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本《缁衣》开始的一章，不见于郭店本，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原来《缁衣》的本子中，此章也不当有。一是因为古书命名的习惯，一般是取篇首几字为该篇的篇名。“缁衣”二字，正在郭店本的首章首句之中，但在《礼记》本中，包含“缁衣”字样的文字却放在了第二章，显然不合乎这个通例。其二，该篇各章都以“子曰”开头，无一例外，而《礼记》本的首章则是“子言之曰”，与《表记》、《坊记》相同，明显可以知道是将这几篇文献编辑在一起的时候，为追求统一的体例而做的改变，但绝非原来的样子。从这似乎就可以说，《礼记》本的《缁衣》一定是个改编本。我们先举前三章为例，(6)来具体说明编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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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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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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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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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章之所以放在一起，并非偶然。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每一章都与“刑”的问题有关。这正是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由。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德与刑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所以在后面的第四到第六章，就从正面来阐述作为德治核心内容的“仁政”，特别是第五和第六章，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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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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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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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要求统治者好仁、行仁政，与前面尊德抑刑的看法正相一致。仅凭此就可以看出，《礼记》本《缁衣》的组织原则与郭店本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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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差异之外，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之间在文字上也有很多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主要是体现在《礼记》本多出了一些文字。譬如郭店本第五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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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诗》云：“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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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是《礼记》本的第十七章，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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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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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缁衣》每章的文字分为两部分，即“子曰”的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话，可以发现，这两部分内容在《礼记》本中都有了增加。“子曰”部分内容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文意上进一步的补足，对内容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感觉上仍然会有一些变化。如郭店本“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句的后面，《礼记》本增加了“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的话，通过对心和体关系的描述，就突出了君主的主导地位。同样，郭店本“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的文字，到了《礼记》本中，就变成了“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前者只偏重在否定的方面，后者则正反兼顾。因为“子曰”部分的这种变化，随后就影响了对经典的引用。不难发现，《礼记》本该章引用《诗》、《书》的文字都较郭店本为多，以引《诗》为例，郭店本的文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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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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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礼记》本，则变成了如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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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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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郭店本的引《诗》，只是在说明“心以体废，君以民亡”的道理，与该本中“子曰”部分的内容是呼应的。而《礼记》本为了照应“子曰”部分文字的增加，所以也补充了从正面说明“心以体全……君以民存”的文字，这正是引《诗》部分多出的“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的主题。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礼记》本文字的增加也不是随意进行的，它是编者有意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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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用经典文字增加的例子中，另外一种情形是，虽然“子曰”部分的内容没有改变，但《礼记》本的编者认为增加了的引文较之原引文更能恰当地说明该部分的主题，所以要作出增加。以郭店本第九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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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长民者，衣服不改，从容有常，则民德一。《诗》云：“其容不改，出言有训，黎民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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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的《礼记》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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