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25488
1702025489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1702025490
1702025491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记》本《缁衣》对《诗》、《书》次序的调整，应该包含着抬高《书》经地位的考虑。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1702025492
1702025493
第二点是《礼记》本《缁衣》增加了对《易》的引用，这见于最后一章。该章说明“恒”的问题，并涉及到卜筮，郭店本中只引了《诗》，《礼记》本则加入了引用《周易》的内容。其中恒卦九三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在《论语·子路》篇中就出现过。就《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中的位置而言，客观地说，在先秦时期并没有被特别重视。孟子中固然不见《易》的踪影，在《荀子》中，它也很难和《诗》、《书》、《礼》、《乐》、《春秋》等五经并列。很多学者说《周易》的发迹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体是不错的。《缁衣》的引用《周易》，固然与该章牵扯到卜筮，《周易》恰巧是卜筮之书有关。但同时，也是《周易》地位上升的表现。这表明《周易》和《诗》、《书》一样，在此时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经典，所以需要从中寻找立说的依据。
1702025494
1702025495
三
1702025496
1702025497
从形式上来说，郭店本《缁衣》每一章都以“子曰”开头，其体裁带有语录的性质，与《论语》有类似之处。全篇由相对独立的二十三章组成，也可以说是二十三条语录。作为语录的汇编，各条的先后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次序可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哪一个更接近于原貌的问题。当然，从时间上讲，一定有一个最先出现的版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最先出现的版本是怎样的，我们无法得知，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是，讨论一下造成不同版本之间差别的原因，却是有必要的。
1702025498
1702025499
对待像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之间结构差别的问题，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法。一种解释是，这个差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它完全是由于竹简的错乱所致。但是，从考古发现的竹简实例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竹简的抄写是连续的，并非以章为单位，抄写完一章，就另外换一支简。如果是偶然的或极小的差别，还可以归咎于错简。像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这样整体的不同，无论如何是不能用错简来解释的。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另一种解释，即不同的结构完全处于有意的安排，体现了编者的不同想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分析文本不同的结构，来尽量还原不同的编辑意图。
1702025500
1702025501
可以从《礼记》本开始，如上节所述，编者把对“刑”的反省置于开篇的位置，与郭店本强调“好恶”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古人的著述，开始的部分总是很重要的，往往能够看出作者或编者关心的重点和主题。在我看来，如果考虑到《礼记》本《缁衣》可能出现较晚，那么，它开篇就讨论“刑”，无疑蕴涵着重要的时代特征。如我们熟知的，由于秦帝国一任法治，导致很快灭亡，所以汉初的学者们在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时，多有关于刑法问题的反省，并主要发展出崇尚德治（儒家）或者无为（道家）两个不同的方向。《缁衣》篇首对刑的态度，主张“刑不试”、“刑不烦”，德礼之治高于刑法之治，虽然也是儒家传统的主张，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突出出来，仍然值得特别的注意。它体现了汉初儒家对秦帝国覆亡事件的反省，而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礼记》本《缁衣》最有可能是汉初的儒者对原有《缁衣》进行改编的结果。它也使我们注意到，汉初儒家的反省可以包括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如陆贾、贾谊般直接著书，另一种则是通过对古书的改编来完成。前一种可以说是“作”，后一种则可以称为“寓作于编”。当然，形式虽然不同，其基本的指向则无二致。
1702025502
1702025503
从这个角度来看《礼记》本《缁衣》增加的两章，第一章对“刑”的反对，固然与汉初“刑德”的主题有关。而后面较长的一章，“大人溺于民”的说法一方面与原来就有的“心以体废，君以民亡”的表述类似，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这样的增加，更突出了民的力量和破坏性，大人可以在民中毁灭。这更像是经历了秦帝国灭亡之后的口吻。
1702025504
1702025505
比较起来，郭店本的安排表现出编者更重视“好恶”的问题，包括君主的好恶和民的好恶。实际上，从孔子起，儒家在推动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学说时，就十分注意人情的因素。(7)孔子开始强调的“仁”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规定在内。所以，与礼乐制度的讨论相关，早期儒家就十分关注性情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性情学说。(8)而“好恶”正是所谓“人情”的核心部分。(9)在《礼记·礼运》篇中，人情被规定为“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其中的“爱恶”即是“好恶”。这在郭店楚墓竹简其他篇中也有表现。譬如《性自命出》明确地把“好恶”规定为性，它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郭店本《缁衣》对“好恶”问题的重视，实质上乃是对“性”的问题的重视。
1702025506
1702025507
在我看来，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结构的不同，涉及到了不同阶段儒家发展的不同特点。汉代儒家和战国儒家的一个重大分别在于，后者尚偏重于理论的斟酌和设计，而前者则更多是应付现实的需要。战国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如《淮南子》所说，都起于“救世之弊”，绝非凿空之论，但是由于统一的帝国尚未形成，诸侯国唯兼并是务，所以除了重视耕战的法家学说有实践的机会之外，各家大都是停留于理论的设计上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思想的展开往往可以沿着其自身的线索进行，对于儒家而言，从恢复礼乐秩序的要求开始，到仁的强调，性情的讨论，义和天道的突出，性善与性恶之说，其每一步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脉络可寻。譬如郭店《缁衣》对好恶的强调，以及《性自命出》等对性情问题的重视，正是深入认识礼乐教化的本质之后的必然要求。除此以外，战国时期诸子之间的互相争辩，使得每一种学说都不断在修补自己的缺失。对于一种理论的完善来说，争辩是绝妙的催化剂。
1702025508
1702025509
但汉代的儒家不同，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机会的把握，而不是理论的创新。面对着统一的新帝国，以及面对着法家的失败，作为承继了历史传统以及与法家对立的思想的代表，儒生们的面前突然出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陆贾的时时称《诗》、《书》，贾谊的《过秦论》，都体现着儒生们把握机会的努力。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儒家重德与法家尚刑的对立，在儒家的传统中寻找并突出这些内容。《礼记》本《缁衣》正合乎这个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它的出现确实要晚于郭店本，应是汉代初年的产物。我们看到，一直到董仲舒，“天道任德不任刑”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这足以反映出汉初的儒家对该问题的特殊兴趣。
1702025510
1702025511
四
1702025512
1702025513
包括《缁衣》、《表记》、《坊记》和《中庸》在内的《礼记》中的几篇，据南朝梁沈约的说法，乃是出自《子思子》。(10)《子思子》见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为二十三篇。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古代称某子的书籍并不都是该人所为，而大多是属于整个学派的集体创作。典型者如《庄子》五十二篇，(11)一般认为，只有“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和“杂篇”等则都是其后学的作品。《子思子》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形。《韩非子·显学篇》中提到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氏之儒，可见这派儒家在战国末期还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如此，即便到了汉初，虽说儒学中荀子一派的势力最大，但仍然有子思氏之儒活动的证据。如《淮南子》中的《缪称》，无疑是该书中儒家色彩比较明显的一篇，其中多有与《子思子》相合的文字。这一点，黄以周、杨树达等都曾讨论过。刘乐贤先生前不久也曾经特别报告过。因此，《子思子》作为子思氏之儒的集体作品，其中的文字，当然不必都早到子思，但属于先秦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个别的作品写作于汉初，也有可能。好比《庄子》五十二篇之中，虽然大部分作于先秦，但也确有汉初的东西，如《庄子要略》、《庄子后解》之类，便作于淮南王刘安的时候。(12)
1702025514
1702025515
在儒家的各派之中，子思氏之儒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其喜欢依托孔子。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子思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是他将自己的主张装扮成“先君子之言”，以欺惑愚众。《孔丛子·公仪》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话：
1702025516
1702025517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为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1702025518
1702025519
《孔丛子》或为伪书，这段对话也不必可信，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却是有意义的。至少这段话的作者注意到《子思子》中多引用孔子之言的现象，并试图加以解释。按照这里的说法，书中所引孔子的话未必真的出于孔子，但与孔子之意是吻合的。
1702025520
1702025521
如果这个特点属实的话，那它应与子思作为孔子嫡孙的角色不无关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在沈约认为是出于《子思子》的《礼记》诸篇中，“子曰”的存在是这些文章在形式上的重要而共同的特点。《表记》、《坊记》和《缁衣》的每一章全部由“子曰”的字样开头，《中庸》也包含了大量的“子曰”内容。(13)从子思学派依托孔子的角度来说，这个“子曰”显然是指孔子，而不会是子思或者其他什么人。(14)当然，如上所述，它后面的内容并不一定是真的孔子之言。但这种现象反映出子思一派儒家对孔子的尊崇，却是不争的事实。
1702025522
1702025523
尊崇孔子、宗师仲尼是儒家各派共同的倾向，但其表现的方式未必相同。以孟子和荀子为例，二者都奉孔子为不可逾越的圣人，都以发扬他的思想为己任，但在《孟子》和《荀子》书中，直接引用孔子言论的地方并不是很多。统计一下的话，《孟子》七篇中不过二十九处，这显示出与《子思子》不同的风格。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的例子是《论语》，因为《坊记》中曾经引用了《论语》的话，(15)所以该书的编辑一定是在《坊记》的写作之先。作为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论语》虽然将孔子和其弟子们的言论以“子曰”和“有子曰”“曾子曰”等的方式加以区别，但是在每一篇中，它们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先后之间也没有一定的次序可寻。这与《子思子》中清一色的“子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与此并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目前可以确认为《子思子》著作的几篇中不见称引任何一位孔子弟子的言论，哪怕是曾被孟子视为子思老师的曾子，(16)或者荀子提到的作为子思前辈的子游。(17)相反，《孟子》和《荀子》中却仍保留有许多有关孔子弟子言行的记载。
1702025524
1702025525
这个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儒家学派已经分化的前提下，子思学派想借独尊孔子来宣示正统，并且与其他学派划清界限的努力呢？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论语》的编者是谁，它的将孔子之语和弟子之语混在一起的编辑方式，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孔子的弟子们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并帮助其确立正统性。而对于子思学派来说，要命的是，由于孔鲤的早死以及子思在年辈上的差异，《论语》中不可能有关于子思及其父亲的任何有意义的记载。在这种情形之下，利用作为孔子嫡孙的特殊地位，越过七十子，而直接求助于孔子，是子思及其学派最好的选择。但是，在《论语》之外，还有什么所谓的孔子言论吗？可以想见，当子思学派以“子曰”的方式著述的时候，注定了要面临怀疑和批评的目光。所以，上引《孔丛子》中鲁穆公对子思所记孔子言论真实性的怀疑，可以看作是当时人特别是儒家内部的普遍看法。
1702025526
1702025527
回应这种怀疑和批评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前引《孔丛子》的故事中，子思的回答是其中的一种。子思并没有争辩说，这就是孔子的话，不容你们怀疑。他退了一步，指出这些即便不是孔子说过的，但重要的是，它们与孔子的想法一致。换句话说，这是孔子可能说，或者想说的话。子思不过是替孔子说出来而已。但这种回应方式终究显得不够有力，于是，另一种辩护的方式也随之出现了。这种方式就是引经据典，进一步从经典中寻找支持。
1702025528
1702025529
儒家重视古代经典的态度是众人皆知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述所信的就是经典中的记载。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18)这在《论语》中也可以看出。(19)虽说如此，但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出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并没有到言必称《诗》、《书》的地步。可是，如果我们看《表记》、《坊记》、《中庸》和《缁衣》诸篇，与“子曰”一起构成其文章特点的是对《诗》、《书》等经典的大量征引。这种征引在《缁衣》中达到了极致，即在每一个“子曰”的后面，一定也会有“《诗》云”或“《书》曰”相伴，无一例外。这种体例的意义何在呢？
1702025530
1702025531
就《缁衣》的每一章而言，都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子曰”的内容，一部分是对“子曰”的申述，一部分是引证《诗》或《书》的话。这一点，陈澧已经指出过，他说：
1702025532
1702025533
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所谓伸说引证者，如《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此与《论语》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爱之，云云，则记者所伸说也。下文引《甫刑》，则记者所引证也。(20)
1702025534
1702025535
这就是把每一章分成三个部分：一记言（“子曰”部分），一伸说（“故”后面的文字），一引证（《书》或《诗》曰）。这三个部分当然是互相配合的，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但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换言之，《诗》、《书》的称引并不包括在“子曰”的范围之内。证明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坊记》中引用《论语》的例子。如果“子曰”的内容涵盖了后面称引经典部分的话，“《论语》”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即便是依托的孔子，从他的嘴里也不会出现“《论语》”的字眼。所以，称引经典的部分一定是独立于“子曰”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在《表记》、《坊记》等中，有很多“子曰”的文字以后并没有对《诗》或者《书》等的称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1702025536
1702025537
“子曰”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相对独立，表明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可以是分开的。在文本的构成过程中，也许最初只有“子曰”的部分，它们是作者主要想表达的见解。然后，为了给这部分内容寻找依据，所以就增加了“经典”中可以提供支持的文字。这种作文的形式一方面是对经典权威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加强了经典的权威。对于经学的发展来说，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上一页 ]
[ :1.7020254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