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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把每一章分成三个部分：一记言（“子曰”部分），一伸说（“故”后面的文字），一引证（《书》或《诗》曰）。这三个部分当然是互相配合的，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但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换言之，《诗》、《书》的称引并不包括在“子曰”的范围之内。证明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坊记》中引用《论语》的例子。如果“子曰”的内容涵盖了后面称引经典部分的话，“《论语》”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即便是依托的孔子，从他的嘴里也不会出现“《论语》”的字眼。所以，称引经典的部分一定是独立于“子曰”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在《表记》、《坊记》等中，有很多“子曰”的文字以后并没有对《诗》或者《书》等的称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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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相对独立，表明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可以是分开的。在文本的构成过程中，也许最初只有“子曰”的部分，它们是作者主要想表达的见解。然后，为了给这部分内容寻找依据，所以就增加了“经典”中可以提供支持的文字。这种作文的形式一方面是对经典权威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加强了经典的权威。对于经学的发展来说，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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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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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缁衣》在组织形式上的另一特点是有位者和有德者的严格区分。所谓有位者，《缁衣》使用了君、有国者、上、王、君民者、长民者、大人等不同的称呼。究其实，这些称呼都是就君主而言。君、上、王自不必论，从字面上说，有国者是有国家的人，君民者、长民者是为民之君、长的人，大人也指的是有位者，如《论语·季氏》中的“畏大人”(21)和《周易》中经常出现的“利见大人”。有德者即君子，该词在《论语》中的使用就明显偏重于道德性的方面。《五行》篇中，有一个定义，说“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君子”，也可以为证。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店本《缁衣》二十三章中，这两类称呼分别被安放在前后两部分中，没有一例混淆。以下依据次序，将每一章中出现的上述称呼一一罗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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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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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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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君民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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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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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长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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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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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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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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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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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长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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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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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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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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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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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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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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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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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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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除了第1、7、19、22、23章中没有出现这些称呼之外，14章以前都出现了有位者的名号，而没有一例“君子”；15章以后则全部是“君子”，没有一例与有位者相关的称呼。这样清楚整齐的区分，如果不看作是编者有意的作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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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者与有德者的严格区分显示出儒家思想进一步的清晰化。这个区分在《论语》中也可以见到，所谓的君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已经包含了位和德的区分。大人代表了位，圣人之言代表了德。（孟子当然更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有关于齿、爵和德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论语》所代表的早期儒家并没有就此发展出清楚的君道和君子之道的思想划分。孔子虽汲汲于用世，周游列国，力图施展其为政的主张，《论语》中也记载有其关于君道的阐述，但更多的还是君子修身进德的内容。这与孔子不能于国君处得志，因此不得已退而授徒讲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学徒中没有国君，都是普通的人，自然不能讲那些漫无边际的为君的大道理。但是到了子思的时候，就有了不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这时国君对于“士”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文侯的养士是大家都熟知的，孔子的高足、四科中文学科的代表子夏，一跃而成为王者师。这并不是说子夏有多大的本领，而是他赶上了好的时机。子思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所以古书中多有子思傲视君主的记载。《孟子·万章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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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而况可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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