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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流传的角度而言,经历了焚书坑儒、禁经毁子的秦帝国之后,汉代是一个先秦文献保存和整理的时代。保存和整理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将口传的东西笔录下来,是一种。属于这类的例子,如伏生之于《尚书》,以及胡毋生之于《公羊传》、江公之于《谷梁传》等;广求天下之遗书,是一种,所以此时在民间发现了很多古文典籍;根据需要,撮述旧有书中论述同样主题的文字,编纂在一起,成为似新实旧、既旧又新的文献,像前举的《王制》和《乐记》,又是一种;到成帝命令刘向、歆父子校书,对古籍重新分类、编定,自然是意义和影响都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先秦书籍的规模和形制,就是由刘氏父子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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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缁衣》而言,由于有郭店和《礼记》两个文本的存在,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些文本流传或编纂的情形。无疑,郭店的《缁衣》是一个较早的文本,而《礼记》中的《缁衣》应该是在此文本的基础上,经过了许多改编之后形成的。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后一个文本形成的时间应该是在汉初,和《王制》、《乐记》类似。所以,郭店《缁衣》的发现,在我看来,仍然不能将《礼记·缁衣》送回到先秦。恰恰相反,它正好能证明《礼记》中的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篇章都经过了汉初人的编纂,虽然它们有更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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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五行》与子思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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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五行学说与儒家思想结合的典型形态,较早的我们可以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发现。不过,结合的过程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阴阳学说与儒家的结合应以《易传》作为代表,《系辞传》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说卦传》进一步把阴阳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义”——相提并论。(28)而五行与儒家的联姻似乎要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战国初年的子思。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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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滋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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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出子思依据旧有的五行观念,而别造新说,也叫“五行”。(29)并一连用了几个大同小异的句子,来形容此说的荒唐无稽。此处“五行”的意义,《荀子》最早的注释者杨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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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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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杨倞是唐时人,距离荀子比我们要早得多,但现在看来,这个解说并不十分准确。荀子说的子思“五行”应该是指“仁义礼智圣”,而不是“仁义礼智信”。(30)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比古人更准确的认识,乃是得益于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中的考古发现。在其中一号墓的帛书中,有被称为《五行》的一篇,整理者已经正确指出,它记载的就是荀子批评的子思的“五行说”。稍后,庞朴先生撰文做了详细的讨论。(31)令人惊奇的是,类似的文本在1993年发掘的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中再次发现,其释文见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32)一部早已经失传的文献,却在最近的二十年中间突然出现了两个类似的文本,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浓厚的兴趣。众多的研究文章加深了人们对思孟五行说以及先秦思想史的认识,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譬如思孟五行说和传统五行说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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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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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五行说所谓的“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最早而明确的记载见于《尚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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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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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到五行之所指以外,从民生的角度,还列举了金木水火土各自的性质和味道。《洪范》的内容,据文中说是周初时箕子向武王陈述的治国大法。果真如此的话,五行之说至少在此时就已出现。但该篇的写作,《古史辨》时期的学者曾认为是成于战国,所以我们姑存而不论。但就《左传》和《国语》所记,西周和春秋时期人们提到“五行”的地方,就有很多。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人们对“五行”的认识,约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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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行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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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作为五种自然物,之所以能够被特别提出,构成一个整体,起初是因为它们与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左传》所谓“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襄公二十七年》),其中的“五材”,指的就是五行,乃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五材”和“谷”一起,又被称做“六府”,与“正德、利用、厚生”所谓“三事”一起,成为“九歌”所歌颂的对象(《文公七年》)。“五行”之间,虽然性质不同,用途各异,但在人类生活中,却可以相互为用,所以人们很看重它们之间“和”的关系。从很早时候起,就有人借五行来说明“不同而和”的道理。典型的如西周的史伯,《国语·郑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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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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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没有五行的字眼,但已有五行的观念做基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五行之间各各不同,是“他”和“他”的关系,它们的相互配合,叫做“和”,可以生成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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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生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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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间的生克(胜)关系是后世五行说中几乎最重要的内容。它的出现,似乎也有一个过程。在《洪范》中,我们见不到一点生克的痕迹。但《孙子兵法·虚实》中,已有“五行无常胜”的说法,《墨经》中也有关于“五行毋常胜”的讨论。这说法以及讨论的出现,显然是以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为基础的。我们现在虽然找不出关于“五行相胜说”的明确记载,但在《左传》中,也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如《昭公九年》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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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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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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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之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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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实际说的就是“水胜火”之义。但毕竟不大明确。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明确提及五行相胜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史官“史墨”。《哀公七年》史墨在为赵简子解梦的时候,曾经说到“水胜火”。而在《昭公三十一年》中,史墨也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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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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