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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辩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强不絿，不刚不柔”，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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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代表了比较“柔”的一面，义代表了比较“刚”的一面，二者不同，但又相需为用。所以马王堆帛书《五行》篇“说”的部分就直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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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刚之也，非柔之也……言仁义之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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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不同，才可以“和”。所以《五行》篇很多篇幅都在说明五行各自的意义和特点，这是读者一望便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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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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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史辨》关于阴阳五行说的讨论中，子思（或思孟）五行说也曾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因为在思孟的著作中不能发现“五行”的痕迹。所以，便有了怀疑荀子的批评思孟，或许是指鹿为马的主张。先是刘节作《洪范疏证》，说孟子与邹衍俱盛于齐鲁，孟氏之学或受了邹衍的影响。第一个把思孟和邹衍联系起来。(34)到了顾颉刚，更说荀子乃是批错了人，所谓的子思、孟子，应该换做邹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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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邹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邹衍所造。……孟子是邹人，邹衍以邹为氏，当也是邹人。《史记》言邹衍后孟子，或邹衍闻孟子之风而悦之，刺取其说以立自己的主张，观其言仁义言六亲可知。不过那时的齐国人说话是很浪漫的，邹衍是齐彩色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这一个新学派。给人传讹，即以邹衍之说为孟子之说，因以邹衍的五行说为孟子的五行说。又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遂又以孟子的五行说为子思的五行说。于是荀子遂有“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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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当时就有一些人出来反对，(36)现在更确知顾先生的说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而已。但此中涉及到子思五行说与邹衍的关系，却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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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邹衍是所谓阴阳（五行）家的主将，是将阴阳和五行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并发扬光大的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邹衍和儒家之间密切的关系。《史记·孟荀列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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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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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特别根据此处“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话，怀疑邹衍也属于儒家。这虽不见得适当，但可见邹衍与儒家的相通处。而从五行说发展的角度看，邹衍也不能说和儒家毫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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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五行说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用五行之德来解释历史，提出了所谓的五德终始说。这个学说的要点，在于依据五行相克的关系，通过五德转移来描述黄帝以下直到周代的历史。按照邹衍的说法，黄帝为土德，其后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火、金、木、土，逆数上去，正符合五行相克的次序。比较起来，子思学派虽然没有用五行解释历史，但把五行观念引入人事的领域，无疑是从他们开始的。这对于邹衍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更值得注意的，乃是《史记》所说邹衍所著的“终始、大圣之篇”，与子思的五行说似乎也不无关系。且不说“圣”是《五行》篇一再强调的，就是用“终始”二字来说明“五行”间的关系，除了子思学派之外，在邹衍之前我们见不到第二例。《五行》篇论终始的文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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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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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德，分别指“四行之所和”与“五行之所和”。这里用始终来形容善和德，已经把终始的观念融入了五行说之中。后面更以金声和玉振作比，《孟子·万章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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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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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显然和《五行》篇有关。以智为始条理，圣为终条理，更是以终始论五行的显例。从这来看，如果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受了思孟五行说某种程度的影响，也不能完全算是无稽之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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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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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五行说影响了邹衍，邹衍反过来却又影响了儒家与五行说的结合。邹衍不仅用五行解释历史，他还通过五行与阴阳的结合，使整个的自然界及社会生活都被置于阴阳五行的框架之下。在这个气氛中，儒家倡导的一些基本德目也很难阻挡五行的渗透。东汉的郑玄在注释《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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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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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把金木水火土和仁义礼智信一一搭配。但郑玄的说法不过是汉代各种说法中的一种，我们看记载西汉后期确立的儒家权威说法的《白虎通义·情性》中，就有另一种说法，木仁、金义、火礼、水智、土信。从目前的资料看，最早明确而系统地把五行和五种德目搭配的，如庞朴先生已经指出的，应该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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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董仲舒的具体意见和上引郑玄及《白虎通义》所说都不相同，他提出的搭配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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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仁、火智、土信、金义、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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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相比较，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董仲舒的说法之所以未能被全部接受，当然是有在后儒看来不完善之处。我们试着思索这一点，也许可以提出两方面的理由，来指出这种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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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次序”的因素。这里有两种次序，一是五常的次序，当然是仁义礼智信。另一种是五行和四时配合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和五常的配合，除了其他的考虑之外，应该尽量做到次序上一致。由于土在五行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主要考虑的是其他四行的次序。按董仲舒的方案，与五行配合的五常的次序是：仁智信义礼。这里面智与礼的先后关系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在孟子中，智被看作是对于仁和义的知识，所以一说起来，一定是“仁义礼智”的次序。可是这里，“智”却被安排在“义”和“礼”的前面，显得没有着落。《白虎通义》的调整，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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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与儒学传统的契合。董仲舒之前，虽然没有将五行和五常搭配的做法，但是，零散的比喻性的说法有时也会涉及到类似的内容。譬如水经常成为儒家的喻象，有时被认为具有众多的德行，《韩诗外传》卷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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