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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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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君臣、父子、兄弟和夫妇，当然就是儒家常讲的人伦。用来纪纲它们的，则是所谓的礼义，也就是人道的内容。《礼运》篇依据社会中各种角色的职分，来确定他们应遵循的道路，它的说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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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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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义”的“义”，与作为具体德行的“义”是不同的。它是指一般的道理或法则，也就相当于人道。这里提到“人义”包括十个方面，其实是五个对子。和《中庸》的五达道相比，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缺少了朋友，可多出了长幼。但它仍然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如果拿这里的说法和郭店的文本比较，差别是很明显的。如关于君德，在郭店中是“义”，这里则是“仁”。这个区别是非常紧要的，因为在郭店的文本中，仁和义的区别和门内门外的区分是呼应的。如果拿这个标准看《礼运》篇的说法，那么，类似于“君仁”的提法是讲不通的，因为很简单，它混淆了内和外的区别，把适用于门内的“仁”安在了属于门外的关系中。这种区分，应该就是体现了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异。因为“君仁”的说法虽然不见容于郭店竹简，但和孟子“仁政”的主张却是一致的。而同时，郭店文本中关于君臣之德的说法，我们可以在前面的《论语》和后来的《荀子》中找到呼应。《论语·八佾》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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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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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里“使”和“事”的说法，与《六德》“有使人者，有事人者”相同。君主使人以“礼”，而“礼”的基础，主要的当然是“义”。这从“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的说法中可以看出。同时，《公冶长》篇孔子评论子产的时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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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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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与《六德》“君以义使民”的说法完全一致。看来《六德》的说法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至于荀子的意见，我们可以透过一系列的说法看出。《王制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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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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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孔子和《六德》以“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来规定君臣的职分是完全一致的。此处的“君”字，从整个的句法来看，实际上是兼着君位和君德而言的。作为君德的“君”，实际上就相当于“群”，也就是《性自命出》说的“群物之道”的“群物”。“群”的基础，则是“分”，而“分”的前提，又是“义”和“礼”。因此，荀子的说法和六德所说“君主以义使人”是一致的，不过更细密了些。荀子还具体提到了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德行，《君道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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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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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重视礼，所以一切都与礼不可分离。但礼对于不同身份的人的规定是不同的。君主要分施均遍，臣子要忠顺不懈。为父要宽惠，为子要敬爱。做夫的要致功，做妇的要柔从。这些说法虽然用词不同，但与郭店的材料相比照，还是很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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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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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和人道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伦理”的问题。“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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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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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个“理”，最终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规则和秩序上来的。《乐记》这里说，“乐”是“通伦理”的。其实“通伦理”的，全面地说，应该是礼和乐。不过，一方面“礼”和伦理的关系很直接，大家一望便知，另一方面该篇主题是论“乐”，所以这里特别提出“乐”来。就《乐记》全篇而论，其实倒是多将礼乐并提的。郭店竹简中也是如此，如《性自命出》似乎重在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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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处离不开“礼”。郭店的材料重视人道，而其所谓人道的内容，最后一定是落实到礼乐上面的。《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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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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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德”，就是“人道”，是以礼乐为具体内容的。所以后文还有教之以礼、教之以乐的话，作为对以人道治其民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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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就是儒家所提出的处理人类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具体制度。(44)它不同于有时也被叫做人道的仁和义。两相比较，似乎有着层次上的差别，仁义要更根本一些，而礼乐则是直接可见之物。《六德》中说：“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可以这样说，礼乐作为具体的制度，乃是本着仁和义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它既要体现仁的原则，又要体现义的精神。而且，重要的是，由于仁和义有内和外的区分，所以礼乐还要在内外之间找到平衡。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礼乐对于内外有时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如《六德》所说的，在丧服方面，为父和为君的做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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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细致一些考察，礼乐之间也是有着很多的不同。《乐记》对此讨论的很多。从郭店的材料来看，《尊德义》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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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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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好像暗示着乐要比礼更重要和深刻。乐可以包含了礼，但礼却不能包含乐。《性自命出》把这理解为：与“礼”相比，“乐”离人心更近。因为“礼”主要是对人的容貌、言语等外在方面的规定，而“乐”则直接与人的真情实感相通。所以有像“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以及“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的说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伦的角度来看礼乐的分别，儒家强调礼侧重在分别，而乐则侧重在调和。这种相反相成的规定使得人道更有弹性，也使得人伦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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