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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孔子和《六德》以“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来规定君臣的职分是完全一致的。此处的“君”字，从整个的句法来看，实际上是兼着君位和君德而言的。作为君德的“君”，实际上就相当于“群”，也就是《性自命出》说的“群物之道”的“群物”。“群”的基础，则是“分”，而“分”的前提，又是“义”和“礼”。因此，荀子的说法和六德所说“君主以义使人”是一致的，不过更细密了些。荀子还具体提到了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德行，《君道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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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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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重视礼，所以一切都与礼不可分离。但礼对于不同身份的人的规定是不同的。君主要分施均遍，臣子要忠顺不懈。为父要宽惠，为子要敬爱。做夫的要致功，做妇的要柔从。这些说法虽然用词不同，但与郭店的材料相比照，还是很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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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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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和人道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伦理”的问题。“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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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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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个“理”，最终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规则和秩序上来的。《乐记》这里说，“乐”是“通伦理”的。其实“通伦理”的，全面地说，应该是礼和乐。不过，一方面“礼”和伦理的关系很直接，大家一望便知，另一方面该篇主题是论“乐”，所以这里特别提出“乐”来。就《乐记》全篇而论，其实倒是多将礼乐并提的。郭店竹简中也是如此，如《性自命出》似乎重在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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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处离不开“礼”。郭店的材料重视人道，而其所谓人道的内容，最后一定是落实到礼乐上面的。《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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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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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德”，就是“人道”，是以礼乐为具体内容的。所以后文还有教之以礼、教之以乐的话，作为对以人道治其民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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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就是儒家所提出的处理人类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具体制度。(44)它不同于有时也被叫做人道的仁和义。两相比较，似乎有着层次上的差别，仁义要更根本一些，而礼乐则是直接可见之物。《六德》中说：“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可以这样说，礼乐作为具体的制度，乃是本着仁和义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它既要体现仁的原则，又要体现义的精神。而且，重要的是，由于仁和义有内和外的区分，所以礼乐还要在内外之间找到平衡。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礼乐对于内外有时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如《六德》所说的，在丧服方面，为父和为君的做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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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细致一些考察，礼乐之间也是有着很多的不同。《乐记》对此讨论的很多。从郭店的材料来看，《尊德义》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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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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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好像暗示着乐要比礼更重要和深刻。乐可以包含了礼，但礼却不能包含乐。《性自命出》把这理解为：与“礼”相比，“乐”离人心更近。因为“礼”主要是对人的容貌、言语等外在方面的规定，而“乐”则直接与人的真情实感相通。所以有像“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以及“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的说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伦的角度来看礼乐的分别，儒家强调礼侧重在分别，而乐则侧重在调和。这种相反相成的规定使得人道更有弹性，也使得人伦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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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早期儒家的仁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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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说可以说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45)《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我一直觉得是很恰当的概括。前一句话强调其与经典的关系，认为儒学是经典解释之学，着眼于形式。后一句话描述的是其主要关注点，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义，偏重在内容。这种概括不仅在儒家文献中可以得到验证，(46)而且也体现在其他学派对儒家的看法中。《庄子·天道》篇：“（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就是从经典和仁义两方面描述孔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路曰：）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明显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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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想处理早期儒家的仁义说，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关于仁义说的全面研究，而只是着眼于一个特殊的角度——“仁义之际”。如上所述，“仁义之际”的提法已见于《汉书·艺文志》。此种说法颇值得玩味，这里不仅有仁义，更重要的是仁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仁义置于一个内在的关系之中，它们各自的意义才得到更深入的发掘和更明确的界定，儒家思想也才呈现出更透彻、全面和均衡的性格。因此，本文的重点只是仁义说中仁义关系的方面，而不是分别地描述和分析仁与义观念各自的起源和意义，虽然这方面的内容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被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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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庞朴先生。他在《儒家辩证法研究》(47)中的有关论述，构成了本研究的基础。在那里，庞朴明确地把仁义作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范畴加以研究。他提到了一些重要的资料，表明古人对此种关系的认识，以说明这种研究的合理性，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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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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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庄子·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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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鹖冠子·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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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之学）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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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重要的是，庞朴先生提供了一个从关系的角度深入理解仁义问题的思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