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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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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就是刚柔不同方式的组合，这些不同的方式，被看作是刚柔相推造成的。因此在另一处被明确地概括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个命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卦象构成的说明，而是对世界一般性变化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才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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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阴阳和刚柔来解释卦象以及卦象的变化，筮法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哲学问题。卦象被看作是一个展示阴阳和刚柔变化法则的舞台，而阴阳和刚柔也通过在易象中的集中体现确立了在现实世界的重要地位。换言之，不只是卦象中有阴阳，有刚柔，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人道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确定的基础。我们在下面会看到，通过阴阳和刚柔的引入，与之相关联的一些德行（如仁义）也被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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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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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六十四卦的卦象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个卦都包括了六画。从起源和构成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三画的八卦两两相重必定是六画。但是，解释有着它自己不同于起源的立场和视野。在这个时候，六画变成了一个思想的平台。《易传》并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系辞》和《说卦》对此都有说明。《系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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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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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为，《周易》作为一部广大悉备之书，包括着天人地三才之道。体现在卦象中，由于三才各以数字两来表现，所以就有了六个卦画。六画不是别的，正是三才之道的象征。这里“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的说法是极其严格的，正是自上而下所叙述的六画对应三才的次序，具体而言，上、五爻对应天，四、三爻对应人，二、初爻对应地。《说卦》也有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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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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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系辞》的是，这里具体给出了“兼三才而两之”的理由。因为三才之道都是由成对的概念来表现的，如天道是阴与阳，地道是柔与刚，人道是仁与义。因此，三才就需要靠六画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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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于儒家而言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仁与义。很难想象儒家学派在解释《周易》的时候能够忽略它们，郭店竹简《六德》中曾经提到仁义、忠信和圣智六德在《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之中都有体现，但它们是依靠什么被引入的呢？当然可以依靠对辞的解释，如我们在文章开始时引用过的《文言传》把“元亨利贞”发挥为仁义礼信四德。但如果没有象的参与，终究会觉得是个遗憾。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了仁义的象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刚柔、阴阳，因此也就是奇偶两画。在儒家传统中，仁被看作是“柔”，而义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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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六画与三才的话题，它们之间的对应，在《周易》中也并非无迹可循。以乾卦为例，其六爻的爻辞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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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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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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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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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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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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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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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二爻提到了“田”字，三爻涉及到君子，五爻则提到了“天”。正符合《系辞》所说三才的结构和顺序。但是，一来这在《周易》中是暗含的，二来在诸卦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很难说乾卦的爻辞中已经明确包含着三才的观念。但在《文言传》的解释中，模糊的东西却变得异常清晰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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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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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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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天、田、人就是天、地、人。三爻因为在人位所以才有可能出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窘境。而四爻虽然在人位，却有“跃”的动作，因此除了面对九三的处境之外，还有“中不在人”的危险。此种解释很显然是有三才的观念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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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才来解释六画，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卦象看作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这个结构既是世界的结构，又是人的生存结构。《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刘康公就曾经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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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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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人的角度所感受到的世界结构，也是人的生存处境，或者说命运。“命”字清楚地指出了这种处境并不是人的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无所逃的“天地之间”，是人的生存所依赖的世界。因此，处理人与天地的关系就成为生活的应有之义。处理不当，则如《文言》关于九三和九四的言说，很可能陷于尴尬和危险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三才中的人位在《周易》的六位中最为凶险，“三多凶”“四多惧”（《系辞》），表现出人在天地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但正是在这种艰难中，三才的贯通才显得更加珍贵，如《文言》解释乾卦九五爻辞时描述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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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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