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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论述和前引《左传》所记穆姜的说法有类似之处，或者受到那里的启发。(35)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低估这段话的意义。如果说二元的宇宙论是通过卦辞进入易学的话，那么仁义等儒家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元”先是被解释为长，并和善联系在一起，于是和诸德之首的仁发生了关联。在这个解释方向之下，义、礼、固等与亨、利、贞的结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时，由于这是针对乾卦的解释，也为仁义与天道的连接提供了可能性。(36)不难发现，此处的解释进一步确认了仁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仁是元，是善之长，这是以易学语言表达的新理解，与孟子的以仁为人心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两者无疑有结合的契机，这契机就是共同的对仁之地位的体认。《文言传》似乎特别注重君德，“体仁足以长人”，表现着儒家政治的理想，与孟子的仁政说也若合符契。仁的制度化则是礼，礼的精神在于“别”，但这种“别”的目的并不是割裂人群和社会，恰恰相反，乃是要让它们畅通无阻。这一方面合乎先儒“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论语·学而》）也可以与“亨”字亨通的意义相连接。更引人注目的是“利”，《论语》、《孟子》都极力论述义利之辨，强调舍利取义，但《周易》的卦爻辞中，“利”字几乎是随处可见。《周易》因其原本占筮的性质，趋利避害的意味相当浓厚，充满着功利主义的精神。《文言》在解释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义释利的办法，提出“利者，义之和也”的说法，并进一步把“利”引向“利物”，从而足以与义协调起来。关于乾卦卦辞的“利”，《文言传》称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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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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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之利物是无可比拟的，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天下平也”。观此似乎更能了解“利物足以合义”的底蕴。对于“贞”字，《文言传》突出的是其固的意义，守正而不渝，大体相当于儒家重视的“信”的观念，《易传》认为这是君子立身行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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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简单地看一下《文言》关于坤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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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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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很难发现在面对乾卦时几乎逐字加以解释的方式，“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的说法很合乎《彖传》“乃顺承天”的精神，但是就其取向来说，《文言》更偏重在君子之德的方面，这与它对乾卦的解释是一致的。其对坤卦爻辞的理解更能体现这一点，内中充满着人道的教训，我们且举初六和六二两爻为例，《文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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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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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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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文言传》的解释，可以看出是采取了与《彖传》不同的思路，元亨利贞被认为是君子的四德：仁、礼、义、固。如果考虑到固和信大略可以等同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两个可以用来比较的坐标。其一是孟子反复强调的仁义礼知，其二是由“仁义礼知信”所构成的五常观念。我们不妨对“信”在早期儒家中的地位稍加讨论，在《论语》中它当然是一个德目，但不算是核心的角色。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言忠信”等。郭店竹简所代表的战国早中期的儒者，看来更重视“信”的观念，《六德》所谓的“六德”是指“圣知仁义忠信”，《忠信之道》则专门论述忠信两德，认为“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并把忠信和仁义联系起来：“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缁衣》二十余章中，约八章的内容都与信有关。比较起来，孟子对“信”似没有如此的看重。“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之说，把“信”贬低在“义”之下。《尽心下》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知“信”在孟子的评价系统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但是《易传》在整体上把“信”看作是重要的品德，先看《系辞》中的如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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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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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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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注意的是《易传》对于卦爻辞中出现的五十余次“孚”字的解释，基本上都是在“孚，也信”的方向上进行的。考虑到孟子只字不提《周易》，这种差别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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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占辞的德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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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辞最基本的功能乃是说明卦爻象所显示的吉凶内涵。从其产生的背景上来考虑，此种吉凶的结果虽然不能说和人的努力完全无关，但是基本上决定于天或鬼神的意志。因此卦爻辞中很多与吉凶有关的判断是很直接而武断的，并不需要给出具体的理由。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历史和生活经验以及人道教训，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之类，但从整体上来说，卦爻辞仍然很难说是哲理性的文字。从春秋时期开始，如前引穆姜解释“元亨利贞”的例子（《左传·襄公九年》），占辞已经开始了德义化的进程。《论语·子路》上记载孔子引用恒卦九二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来说明人该有恒德，显然已经使卦爻辞摆脱了其原来所从属的占筮体系。在之后出现的《易传》中，卦爻辞更明显地被哲理和德义化了。由于各传解释体例的不同，其哲理化的途径也稍有差别。《彖传》以象辞一体为中心，偏重从象之取义的一面来解释卦辞，注入了相当多的儒家价值。如其释泰卦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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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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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卦的卦象是乾下坤上，乾为天，为阳，其义为健；坤为地，为阴，其义为顺。结合卦辞的“往来”字样，《彖传》就有了“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之说，并很顺畅地引出了“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由天地而上下，等于从天道过渡到人道，从天道观过渡到儒家的政治哲学。此种哲学强调君民之间的沟通，而沟通的前提是亲君子而远小人。于是《彖传》又根据卦象乾上坤下提出“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之说，接下来又引申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由此来解释泰卦为什么是吉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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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爻辞的过程中，《文言》和小《象》在承认象辞相应的基础之上，都有化物为人、化位为德的特点。以乾卦为例，《文言》对爻辞曾经有数番的诠释，其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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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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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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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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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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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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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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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第一，爻辞中的龙被解释为君子或者大人；第二，这种解释处处呼应着爻辞在一卦中所处的位置，如九二是君德，九五则是君位。九三九四不着天地，虽经努力，仅得无咎而已。第三，就爻辞来说，其所述主要和位置有关，但《文言传》却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德”的观念。如潜龙是德之未彰，飞龙是德之广大等。经过这样的解释，占筮的意味几乎荡然无存，爻辞演变成为说理性的文字。我们再来看看《象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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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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