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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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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很简单：“一人行，三则疑也。”一般把这看作是与该卦的卦象有关。(37)但《系辞》完全可以摆脱这种束缚，于是一句简单的爻辞一变而成为阐发万物变化法则的文字。观察其解释的程序，首先是由三人损一人、一人得其友引申出数字二，然后再把数字二与天地、男女联系起来，最后再提出天地或者男女二者的结合是万物化生的根据。可以看出，解释的根据完全是出自文字的想象，与卦象无丝毫的关系。又其释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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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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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是“不出户庭，知通塞也”，算是中规中矩。与此相比，《系辞》由“不出户庭”联想到言语之“密”，于是牵涉到君臣的关系，以及君子的品德，明显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该传对于言语的问题一直是很重视的，因为言语往往联系到君主的政令。其释中孚卦九二爻辞也体现着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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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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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很简单，只是“其子和之，中心愿也”。《系辞》则由亲鸣子和以及我爵尔靡引申出君子之言行与民的感应关系。这种解释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儒家阅读《诗经》时一再被强调的“比”“兴”观念，它们显然都和对语言的理解有关。(38)比被看作是比方于物，兴是托事于物，对物的描述实际上是指向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系辞》虽然没有提到比和兴，但其理解方式是一致的。鹤之间的“鸣”与“和”被引申为君子言语和百姓行为之间的影响，于是从一句看起来像诗歌一样的的爻辞中发挥出儒家阐述君民关系的政治哲学。又如其释否卦九五爻辞“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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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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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的解释说“大人之吉，位正当也”，明显偏重在爻位。《系辞》则直接从爻辞中发挥义理，结合“亡”和“系”字，阐明忧患的意识。此例甚多，随处可见，故不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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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尽管《彖传》、《象传》、《文言》和《系辞》解释《周易》的方法和途径有异，但在占辞的德义化和哲理化这个大方向上，它们却是殊途同归的。占辞的哲理化，一方面是《周易》哲理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哲学的语言和意义更加丰富。譬如《周易》的卦爻辞和术语就顺势进入到古代中国哲学的语言之中，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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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卦爻辞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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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易传》的作者在面对卦爻辞时可以有如此巨大的解释空间？最重要的当然是态度，阅读的态度。儒家对于经典，阅读时的敬畏与利用是并存的。由敬畏所以“述”，因利用所以“作”。敬畏是敬畏其代表的深厚传统和无法绕开的问题，利用则是利用其显赫的身份和广阔的解释空间。就《周易》而言，伏羲、文王以及周公、孔子这一连串圣人的名字足以令人产生尊敬的感觉，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圣人之言是其中之一，包括《周易》在内的经典无疑是圣人之言的主体。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问题，是否占筮之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有没有触及到人类生活中最核心的问题。譬如《诗》的重要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心”的问题，《礼》的重要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行为的规范问题，那么《周易》为什么重要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涉及到了天和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尽管是在占筮的形式之下。占筮的形式可以改变，通过重新阅读和解释的方式。但问题保留了，当然在保留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某些变化。马王堆帛书易类文献中有一篇叫做《要》，很能够表现儒家面对《周易》时的态度，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很有帮助。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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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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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是否是历史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要铺陈的主题。子贡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周易》对于儒家而言的必要性问题，或者说，儒家为什么需要《周易》？在一般的意义上，儒家的德行取向和《周易》的卜筮取向是完全相反的，似乎该对《周易》采取排斥的态度。可是孔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老而好《易》呢？孔子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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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阙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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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了三点：第一是察其要，不能偏离德，这是大的方向，模糊不得。第二是有古之遗言，说明孔子所重在卦爻辞。第三是非安其用，即不主张占筮。概括一下，就是摆脱其占筮的形式，从德义的角度对卦爻辞进行新的解释。这种阅读《周易》的作法是创造性的，因此引起了子贡的进一步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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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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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以及之前的时代，《周易》一直被看作是占筮的文献。但孔子的阅读是去占筮的，重点着眼于卦爻辞的玩味。子贡认为这也许是另类的不合理的做法。但是孔子的回答是值得重视的，他借助于历史的还原澄清《周易》的主旨。在他看来，《周易》的创作原本就不是为了占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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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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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要紧的地方有阙文，但大意还是清楚的。文王作易的目的并不是占筮，而是成虑避咎，阐明“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的易道。这就使《周易》从根本上摆脱了占筮的领域，因此也给德义的阅读找到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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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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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是面对《周易》（同涂），可是孔子（儒家）与史巫的态度是不同的（殊归）。后者把《周易》看作是占筮的经典，孔子则视之为德义的渊薮。在这种阅读态度之下，经典的解释空间被有效地打开，卦爻辞的弹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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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弹性的释放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来配合。《易传》对于卦爻辞的解释，一方面是通过辞与象的连接来扩大辞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刚好相反，通过赋予辞以独立地位的方式彰显其空间。就我们讨论的例子来说，对乾坤两卦卦辞中“元亨利贞”的解释，正是由于把卦辞与卦象联系起来，才顺理成章地引申出乾元和坤元的概念，从而进一步提出乾坤二元论。如果没有这种连接，单凭卦辞本身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另外几个同样出现元亨利贞卦辞的卦中，解释就走向了另外的方向。如《彖传》释屯卦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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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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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释随卦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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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