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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突破”在中国表现的最为温和，因为中国的传统寄托在几部经书之中。此一传统经过系统化之后，在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几个方面都发展出一套完整而别具一格的看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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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余英时的看法，派森斯因为对东方的了解不够，所以谈论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不免失之笼统。但是，提到经书的作用总还是值得肯定的。余英时进一步说中国哲学的突破实际上是针对着诗书礼乐所谓的王官之学而来的，譬如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了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和意义。就后一方面说，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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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突破”的说法对于我们了解从春秋末期开始的古代中国思想的巨大变化而言是大有帮助的。虽然相对于其他的传统，你可以说它是温和的，但是终究是对更早的思想形态的突破。在这里，经典诠释的意义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诗》、《书》等作为更早的时代的产物，作为王官之学的一部分，在“哲学的突破”之后不仅没有被放弃，反而还能够保持崇高的地位，这就要归功于以儒家为主体的经典诠释的努力。正是由于诠释，经典才完成了意义的转化，从而获得新的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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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系统：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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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其他的学派，经典对于儒家的意义是异乎寻常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者以六艺为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都强调了儒家与经典的密切关系。就早期儒家而言，所谓的经典，主要就是指司马谈和班固所说的“六艺”，即《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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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代人来说，“五经”或者“六经”“六艺”是作为一个既成的概念接受下来的，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普遍的对这些经典意义的认识。但这其实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之物。如果我们把目光上溯到先秦，会发现“六经”系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并且，这个概念的出现并不只是几部书简单的相加或者拼凑，而是一个诠释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诠释的过程中，每个经典分别被赋予某些特殊的意义，然后与其他经典连接为一个意义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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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六经”系统的构成似乎经历了几个步骤。首先是《诗》、《书》、《礼》、《乐》，它们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结合为一个整体，是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赵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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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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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将“诗书礼乐”并论的例子。(15)孔子看来是延续了这个传统，也主要拿这四部书来教授弟子，(16)当然，在理解上一定与前人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同时，《春秋》和《周易》也都进入了孔子的视野。(17)但是，看起来孔子最重视的还是“诗书礼乐”，所以《论语》上总是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如果根据现存儒家文献的线索，《春秋》地位的突出应该与孟子有关，到了荀子，则有清楚的《诗》、《书》、《礼》、《乐》、《春秋》并列的文字。(18)《周易》加入到经典系统中一般认为要更晚一些，因为孟子一字不及《周易》，荀子看起来也没有把它放在和《诗》、《书》等同样的位置上。很多学者把它推到秦火之后，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诗》、《书》等此时被禁毁，但《周易》却因为是卜筮之书可以流传，所以便有很多儒者借助于《周易》来表达和发挥思想。按照这种描述，“六经”系统的出现被认为是秦以后的事情。但是，考古发现看来否定了这种曾经很流行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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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文献中，“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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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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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下》篇中也有如下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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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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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六经”问题的时候，学者当然会注意到这些记载。但是，《庄子》这两篇文章由于属于外杂篇，所以一般认为是晚出的作品。甚至“六经”的字眼还成为论证《天运》晚出的证据。(19)《天下》篇的那段话也依据同样的思路被很多学者视为注文混入。(20)总之，它们并不能成为先秦已经存在“六经”系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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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古发现为理解“六经”系统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主要是指郭店的竹简，其中虽没有“六经”之名，但两次出现了对这六部文献的叙述，一次见于《六德》，其中论述仁义圣智忠信六种德行，认为它们体现在《诗》、《书》等之中，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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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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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作者的语气，显然是由于《诗》、《书》等已经具备了崇高的位置，所以引用它们来作为支持“六德”的证据。另一次则见于《语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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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所以会古今之恃（志）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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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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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交之行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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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或生或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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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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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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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书》的内容残破了。这里不仅有六种经典的名字，而且还有关于其中每一文献大旨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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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和《语丛一》所提供的这两条资料虽然简略，却是很重要的，其意义是：第一，它表明至少在此时，六经已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与儒家的价值实现了初步的融合。譬如在《六德》中，这六部书被看作是包含着仁义圣智忠信六种德行。这标志着儒家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系统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初步完成，而不是现代学者通常以为的汉初。第二，仔细分析，《六德》与《语丛一》论述的角度并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六经中包含着仁义圣智忠信六种德行，这是其同的方面。后者则重在论述六经各自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突出其不同的方面。《语丛一》的论述其实是结合着每一部经典内容的特点，而揭示出不同的诠释方向。譬如《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巫史通过一定的方式求得天或者鬼神的意志，以推断人事的吉凶。这里包含着沟通天人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里说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就能够发现其间的联系。当然，这里“会天道人道”的意义，与巫史的沟通天人，显然不是一回事。但是，诠释方向依然会受诠释对象的影响，而不完全是随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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