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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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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作者的语气，显然是由于《诗》、《书》等已经具备了崇高的位置，所以引用它们来作为支持“六德”的证据。另一次则见于《语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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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所以会古今之恃（志）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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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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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交之行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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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或生或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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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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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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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书》的内容残破了。这里不仅有六种经典的名字，而且还有关于其中每一文献大旨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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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和《语丛一》所提供的这两条资料虽然简略，却是很重要的，其意义是：第一，它表明至少在此时，六经已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与儒家的价值实现了初步的融合。譬如在《六德》中，这六部书被看作是包含着仁义圣智忠信六种德行。这标志着儒家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系统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初步完成，而不是现代学者通常以为的汉初。第二，仔细分析，《六德》与《语丛一》论述的角度并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六经中包含着仁义圣智忠信六种德行，这是其同的方面。后者则重在论述六经各自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突出其不同的方面。《语丛一》的论述其实是结合着每一部经典内容的特点，而揭示出不同的诠释方向。譬如《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巫史通过一定的方式求得天或者鬼神的意志，以推断人事的吉凶。这里包含着沟通天人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里说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就能够发现其间的联系。当然，这里“会天道人道”的意义，与巫史的沟通天人，显然不是一回事。但是，诠释方向依然会受诠释对象的影响，而不完全是随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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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文献中，关于六经的各有其用，却又互相配合，已经有很多的记载。较早的除前引《庄子·天下》篇的文字外，《荀子》中也有述及，《儒效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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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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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亦有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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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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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初的文献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淮南子·泰族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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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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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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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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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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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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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有名的说法则见于《礼记·经解》篇，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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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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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关于“六经”意义的众多说法之间，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突出六经各有各的用途，可以互相的配合。这种论断当然都是以一定的诠释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能发现与此有关的另外一种倾向。由于六经的诠释方向不同，更重要的是，诠释的承担者不同，因此还有扬此抑彼的倾向。以马王堆帛书《要》为例，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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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阙矣，《周易》未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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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周易》的作品，这里对《尚书》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轻视，虽然其理由仅仅是《尚书》的残缺和《周易》的完整。《要》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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