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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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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诗》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周颂·维天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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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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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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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周颂·振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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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诗》曰：衣锦尚。（《卫风·硕人》、《郑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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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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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大雅·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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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商颂·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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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周颂·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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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大雅·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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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诗》曰：德輶如毛。（《大雅·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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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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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中庸》共引《诗》17次，其中《大雅》8次、《小雅》2次，《周颂》4次、《商颂》1次，另外《卫风》、《豳风》各1次。《雅》、《颂》相加共15次，《风》2次。可以看出，其引《诗》偏重于《雅》、《颂》，这与《五行》等的情形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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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来看，《中庸》基本上是通过“《诗》云”或“《诗》曰”的方式引出《诗》句，然后再加以解释和引申。最典型的是最后一章中的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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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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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集中地引用《诗》的文字，足见作者是很有意识地从《诗》中发挥哲理。在这里，《诗》意和作者的己意融为一体。偶尔也有引《诗》以证成其意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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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宜尔妻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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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意谓治国平天下从齐家开始，故引此《诗》以证明之。在这里，《诗》的权威有助于加强某个主张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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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诗》的征引之外，《中庸》的问题意识和一些主要观念，如中和、慎独和诚等，与《诗》的解释之间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由于《诗》言志的特点，《诗》学文献大都偏重在对于情、性、心等观念的阐发。比较起来，《五行》篇以心为主，《孔子诗论》讨论情的内容略多。《中庸》则呈现出一个更宽广的规模，心、性、情数者兼有之。如中和之说，是《中庸》学和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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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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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喜怒哀乐来论中和，明显是基于情的角度。情之未发，蕴于性中，此天命之谓性也；发而皆中节，见于形外，此率性之谓道也。性和道问题的核心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由于《诗》言志的缘故，儒家对于《诗》的解释普遍注重情的问题以及情与礼的关系。同时围绕着情的讨论，作为情之根据的性也被特别提了出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意义就在于此。内中的逻辑，我们通过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和荀子都可以获得了解，此不赘述。特别要说明的是“中和”一词，乃是和乐密切相关的。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即经常以和言乐，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五声之和”，《襄公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昭公二十一年》乐官伶州鸠论乐所说的“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等。到了战国时期的诸子，《庄子·天下》云“乐以道和”，《荀子·儒效》云“乐言是其和也”。在《劝学》中，荀子更是提出“乐之中和也”的说法。《乐论》也说：“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可知中和是乐的核心精神。古代诗乐一体，密不可分。所以“中和”观念进入作为《诗》学文献的《中庸》，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我们更可了解《中庸》用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发而皆中节”来规定中与和的意义。乐与人情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如《荀子·乐论》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之起一方面是由于人情之所必需，另一方面则对人之情感起引导与节制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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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地说，中和是古人赋予乐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乐本身体现了中和。这又可分两层，一层是五声之和，一层是作为五声之和基础的心之和；另一方面，乐之社会作用主要也在中和。这也可分为两层，一层是五声之和可以给人们以感官上美、乐的享受，另一层则由耳入心，中和情感与人心，进而移风易俗。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乐之中和的两层意义都是一致的。因此，最高的乐也就是通过五声之和而表现出来中和之德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至鲁国观周乐，自国风始，至颂为止，每歌毕则为之评论，最后歌《颂》完毕后，季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