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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包括《孔子闲居》在内的《礼记》和先秦儒家文献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变化就会显得更加明显。除了《孔子闲居》外，《礼记》中还有一些地方也用“侍”字来表现弟子或时人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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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仲尼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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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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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是绝不见于先秦儒家文献的。即便是重礼且推崇孔子如荀子者，在述及孔子与弟子关系时，仍然一如《论语》以及《民之父母》中所表现的比较平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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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意义的是《民之父母》中的“孔子答曰”在《孔子闲居》中被置换成了“孔子曰”。如果说“答”字对应着前面的“问”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问答双方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答”字的省略似乎也是在刻意表现着某些内容。就《论语》中所见，弟子和孔子之间的问答，多是“弟子问某”或者“弟子问曰”然后是“孔子曰”的形式，如《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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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曰……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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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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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问仁。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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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记载孔子回答问题，有时候也使用“孔子对曰”的语气，但都是针对着国君或者执政者的。如《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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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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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孔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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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针对弟子提问者。这一方面说明以《论语》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记录或者编辑在形式上有比较严格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加“对”字者更能显示出与孔子对话者的重要身份。从这方面来考虑，《孔子闲居》对《民之父母》中“孔子答曰”的改变也许不只是去掉一个字那么简单。其意义仍然与上一例相同，是在突出孔子相对于弟子而言的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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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附带讨论的是《中庸》中“哀公问政”一段，孔子的回答是以“子曰”的方式来记载的。如果按照《论语》的叙述模式来衡量的话，就没有遵循一般体例所要求的“孔子对曰”的形式。《荀子·哀公》中记录了很多孔子和哀公的问答，哀公提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取“孔子对曰”的方式，与《论语》是一致的。《中庸》的这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是羼杂了后人修改的成分，其背景和《孔子闲居》一样，都是汉代孔子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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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关于“五起”的顺序以及论述“五起”中的部分文字的使用。濮茅左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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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五起”次序不同。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的“五起”内容基本相同，但是，所序有异（参见本篇附录）。竹书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秦“焚书”之前孔子说“五起”的原序。其最明显的是最后一句，所序原则是由内（族内）至外（族外），范围由小至大，“内恕孔悲”、“纯德孔明”、“为民父母”、“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相继，由“近亲”至“外族”至“民父母”，由“四国”至“万邦”，德业逐渐发扬，恩泽日益扩展，叙述有条不紊。但是，《礼记·孔子闲居》已失其次，有乱孔子原序的严密逻辑，不见循序渐进之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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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次序不同是显然的。但是，如何理解这种不同，以及伴随着这种不同的部分文字的差异，应该是更重要的。《民之父母》所述五起的顺序固然如整理者所说，体现了由内到外，范围由小至大的原则，其中有严密的逻辑，与《大学》所论“修齐治平”的精神是类似的。但是，《孔子闲居》的次序是单纯的错乱或者“失其次”，还是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有的话，这种逻辑是如何的？这些问题更值得认真的考虑。就《孔子闲居》而言，其述五起的次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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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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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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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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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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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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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述“无声之乐”，从“气志不违”、“气志既得”、“气志既从”、“日闻四方”到“气志既起”，其中也有其内在的理路在。尤其是“起”字落在最后，似乎可以与“五起”之说相应。其述“无体之礼”，从“威仪迟迟”到“施及四海”，体现的正是自内而外的次序。其述“无服之丧”，次序是“内恕孔悲”“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纯德孔明”和“施于孙子”。和《民之父母》比，不仅次序有异，而且文字上有变动，这主要是《孔子闲居》中的“施于孙子”在《民之父母》中作“为民父母”。这里，文字的变动与次序的变化是呼应的，所以更可以看出“故意”的痕迹。前三项仍然体现着由内而外的秩序，第四项“纯德孔明”，强调德的既大又明。第五项的“施于孙子”，如果与“为民父母”相比，其意义就由可以为“民主”，而变成对于“子孙以祭祀不辍”的强调。两相比较，其重点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关心的是如何可以成为“民主”，仍然是一个“进取”的问题。而后者就如秦始皇想要让他的帝国可以二世、三世以至于千秋万世传递下去一样，表现的是帝国建立之后想要永存的理想。这是一个如何“守成”的问题。进取与守成的不同，反映在很多战国和汉初的文献之中。从中我们正可以看出时代的不同在文献中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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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尽管《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在文字和内容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民之父母》很可能是构造《孔子闲居》的一个材料来源，可是其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了解有关《礼记》的文献问题的复杂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多地方，包括一些细节，《孔子闲居》对于可能作为材料来源的《民之父母》都进行了有意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和主题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突出孔子相对于弟子而言的特殊地位，以及更强调权力的长期维系。从现在我们的了解来看，这些变化明显带有汉代的色彩。因此也更进一步加强了《礼记》中很多文献完成于汉代的说法。这些文献至少包括史书中已经明白提到的《王制》和《乐记》，以及我们讨论过的《缁衣》和《孔子闲居》。从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现存《礼记》中的文献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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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些文献可能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编撰于汉代初年，其材料的来源很多是较早的，甚至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而且其来源也不一定是单一的，更多情况下具有杂糅的特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孔子闲居》而言，《民之父母》是一个来源，孔子和子夏论“三王之德”的内容应该另有来源。今本《缁衣》中也包含有多于郭店《缁衣》的内容，譬如第一章等。本来就已有的记载看，《史记·封禅书》中就提到：“（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从这些记载已经可以推知《礼记》中作品构成的复杂。现在有了《缁衣》和《孔子闲居》的例子，情形就更加清楚。我们可以了解，《礼记》中很多的文献都有很早的材料来源，并不是汉初的人向壁虚构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该了解在编撰这些文献的过程中，汉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的整合和改变。上引《史记·封禅书》中提到作《王制》和巡狩之事直接有关，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这些文献的制作和现实需要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很多的材料在放置到这些汉初构造的文献中时，就都打上了汉初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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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比较《礼记》中文献和作为其材料来源的文献的话，可以发现体现汉人特点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突出的主题的差异，譬如今本《缁衣》中对于刑德问题的强调，很适合汉初对于秦暴政的反思。又如《孔子闲居》中对于权力“施于孙子”的突出，也适合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守成的需要。这些内容都有现实的意义。其二是修辞的变化反应出的人物关系的升降。这在我们讨论的孔子和弟子的情形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表现在《礼记》中的孔门师弟关系，已经不像《论语》中记载的那般活泼自然，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秩序的烙印。这与汉代初年儒家为了获取朝廷意识形态的角色，因此极力抬高孔子的地位不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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