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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后世构造的道统中没有一席之地，但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却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和孟子一起呈现出儒家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自汉至唐，孟荀多并称于世，已足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也颇具象征意义。该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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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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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荀子的最早传记非常简略，从游学于稷下学宫开始，到葬于兰陵结束。“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的提法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能够表现出荀子对于政治的关注，而另一方面传达的则是失望的情绪。确切地说，这不完全是荀子的情形，而是那个时代儒者普遍的境遇。就政治生涯来说，和孔子、孟子相同，荀子也是相当失意的。在齐国，不过就是“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在秦国和赵国，尽管曾经游说过秦昭王及秦相范雎，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但都没有得到仕进的机会。到了晚年，因得到春申君的信任，荀子从齐至楚，为兰陵令。这只是个地方性的职位，而且伴随着春申君的死亡，兰陵令的职位也被剥夺。荀子的政治成就远不如他的弟子李斯，后者曾经担任过秦国的丞相。政治上的挫折让荀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思想的论辩和创造中去，并认真地思考权力与道之间的关系。“从道不从君”的著名说法首见于《荀子》，而且也确实是荀子遵循的原则。同时，有关君道、臣道的严肃思考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现实的直接回应。而从整体上来说，荀子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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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的经历对荀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传记中才会得到特别的强调。荀子到学宫的时间，学者之间的说法差别极大，或云宣王之时、或云襄王之时。司马迁在本传中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年五十”是“年十五”之误，此说影响甚大。但考之于刘向、颜之推等，都以为荀子五十游学，可知《史记》古本即如此。从其整个的经历来看，荀子当湣王、襄王之时在稷下是比较合理的。湣王末期，诸儒分散，所以荀子于襄王之时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众所周知，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最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场所，不同倾向的学者会聚于此，使之成为一个辩论和沟通的所在，也因此成为思想创造的中心。荀子来此之时，其儒家的思想无疑已经基本定型。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面对着各种各样丰富而不同的主张，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通过辩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主张也可以想象。和孟子一样，荀子同样是辩论的高手，而且对于辩论本身有着比孟子更自觉而系统的思考。《非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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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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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说法，荀子的“君子必辩”显得更加底气十足。身处稷下学宫之中，面对着众多差异的主张，如果不通过辩论，怎么能够确立自己说法的地位，进而体现出仁言的价值和意义呢？在荀子看来，辩论最重要的乃是立言的宗旨，究竟是“言而仁之中也”，还是相反的“言而非仁之中也”。这当然是基于其明显的儒家立场。为此，荀子提出了辩论的几个重要区分，即“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由察而明而理，才算是摆脱了蒙蔽，舍枝叶而达到了根本。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小人之辩、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的区分也得以明确。对于“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的小人之辩，荀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容忍，这从其主张圣王应先于盗贼而诛之即可看出。本着这个理解，荀子对于所谓的奸言邪说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态度。读者一定能够感觉到，《荀子》三十二篇大都充满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以《非十二子》、《正论》、《解蔽》、《乐论》等最为典型。《乐论》基本上是以墨子作为批评的对象，《正论》针对着世俗之为说者——他们该是荀子在稷下的所见所闻。《解蔽》涉及到的更加宽泛：“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其核心的主张是诸子皆有所蔽，因此不能见道之全体，所谓“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仁知且不蔽”者，唯有孔子，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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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十二子篇》，所论就更加明了透彻。其篇首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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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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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便列举了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共十二位学者，他们几乎包括了当时最主要的派别，如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和儒家。在荀子看来，它嚣们所主张的不过是邪说奸言，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不足以合文通治”（它嚣、魏牟）、“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陈仲、史）、“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墨翟、宋钘）、“不可以经国定分”（慎到、田骈）、“不可以为治纲纪”（惠施、邓析）。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于同属儒门的子思和孟子的批评相当严厉，指责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提出了“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五行说，并以仲尼和子游的名义误导后世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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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诸子的批评大抵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实际的政治功用；第二是他所理解的儒家的核心观念。而这两方面又共同地指向荀子以为人道之极的礼义，这同时也就是评论诸子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无论是它嚣辈的纵情性，还是陈仲辈的忍情性，都是邪说和奸言。其对于惠施等的评论，以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表现出鲜明的以礼义为宗旨、以功用为导向、以政治为归宿的特点。同属于儒家的子思、孟子之所以受到荀子的猛烈批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到荀子以为最重要的东西，即礼义。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中，荀子心目中的楷模只有孔子和子弓，《非十二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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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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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弓或云即仲弓，荀子将其与仲尼并列，以为不得势之圣人。若舜、禹等则是得势之圣人，亦称圣王。荀子所自居的角色是仁人，其职责为“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舜禹在儒家内部的地位是毫无争议的，仲尼也是如此，但仲弓就不同。在孔子弟子中，仲弓被孔子列入德行之科，且有政事方面的才能，曾经为季氏宰。《论语·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便是孔子对于仲弓（冉雍）的夸赞。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有《仲弓》一篇，内容以仲弓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为主。战国早中期的儒者似乎并没有特别地重视此人，如我们了解的，孟子最推崇的是曾子和子思，其他经常被提到的弟子们是子游、子夏、子张、子贡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荀子把子弓与仲尼并列的意义，除了思想上的一致之外，应该是具有把自己与其他的儒者区分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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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于自己儒者的身份是很乐于接受的，并且在权力面前坚定地捍卫着儒的声誉。《儒效》记载秦昭王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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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喂，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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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主用与不用，儒者对于国家而言都大有裨益。在稍后的言论中，荀子还概括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说。但这不意味着荀子认同所有自称为儒的人。孔子曾经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荀子也要在儒的内部进行区分。如《儒效篇》就提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所谓大儒，是指“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者，唯周公、仲尼、子弓之辈可以当之；至于孟子、子游、子夏、子张等，不过是“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的俗儒而已。《非十二子篇》或称之为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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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佗其冠，衶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者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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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显然有清理门户的意味，在纷乱的儒门之内确立某种正统性。荀子的弟子韩非曾经描述“儒分为八”的局面，“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取舍相反不同，然皆自谓真孔子。这八派之中就包括着荀子（孙氏之儒）在内。韩非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荀子所面对的儒家内部的丰富性，以及其思想鲜明的批判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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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不上孔子和孟子的规模，荀子也应该有为数不少的弟子。其中最著名者当推韩非和李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吊诡的是，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前者集法家之大成，后者则把法家和实际的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师徒的关系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儒家和法家之间可能的思想联系。另外一个有据可查的弟子是浮丘伯，作为汉初的大儒，《诗》学之宗，申公、穆生、白生和楚元王刘交等都曾经随他习《诗》。包括浮丘伯在内的一些弟子们活跃在汉初，使荀子在此时的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荀子·尧问》曾经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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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时世不同，誉何由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谓不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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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无贤主，下遇暴秦”以及“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来看，这段话很显然出于生活在汉初的荀子弟子之手，因此对本师才有如此的了解与感情。汉初的儒者已经初步地获得了政治地位，这让生于乱世的荀子显得更加不遇时。无论如何，“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是对荀子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丝毫不会遮掩其思想在后世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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