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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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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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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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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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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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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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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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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扬雄：《法言义疏》卷四《重黎》，中华书局，1987年，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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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59—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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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潜夫论·本训》，见《潜夫论笺校正》，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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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王充：《论衡校释》卷一八《自然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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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论衡校释》卷第三《物势篇》，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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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汉初儒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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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经了秦朝对儒家经典的查禁焚毁和对儒家学者的迫害，汉初儒学却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方面归于秦朝的短暂并没有造成儒家学统的完全禁绝，另外一方面也归功于儒家学者对于传统学术的持续投入。但是从更大的历史环境来看，儒家学术在汉初的兴起有着更为根本的必然因素蕴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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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战乱之后，汉王朝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但是中央政权面临了诸多困境，使得他们不能不谋求新的对策。汉初社会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内政、外交与王权。内政的主要压力来自地方诸侯对中央的威胁，其次是战乱带来的经济衰退对财政的影响。外交的困难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逐渐强大，从而形成对农耕地区的持续侵扰。皇权的正当性也在经受考验，因为传统上继承王位者皆出身贵胄，而汉代第一次由平民刘氏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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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诸侯与中央的关系，是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个挑战有其特定历史背景。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郡县制的设立而废除了地方诸侯的特权，从而带来更为强大而高效的中央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带来了秦国在战国时期的成功，也带来秦帝国的失败。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候，秦王国采用高度集权的方式调用全盘资源而避免贵族中间阶层的掣肘，这种集权模式使得秦王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当它统一全局而演化成帝国的时候，集权对地方的高度控制使得地方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当暴力行动在几个地方同时爆发时，地方的郡守或者县令，甚至中央政府本身都容易受到威胁。……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些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力量。”(1)此外，高度集权政体对于中央决策者有着严苛的要求，一旦发生君幼臣壮的局面，政权往往无法取得合法转交，从而使得宫廷斗争演化为全国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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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秦帝国崩溃之后，郡县制模式引起质疑，项羽在短暂的主导时期就试图重新恢复分封国效忠盟主的传统治理模式。他将灭秦的其他功臣分为十八个封国，而他既是第十九个封国的国君，也是诸国的盟主。当平民出身的刘邦取得天下时，他显然在秦帝国的郡县制和传统的分封制之间犹豫不决。结果，最终汉朝采用了一种妥协模式，在汉帝国建立之初，西部领域大致划分为受中央直辖的郡县，而东部大多是同姓和异姓王的封国。刘邦意识到这些富庶的封国潜藏有抗衡中央的危险，在他有生之年将异姓王几乎铲除殆尽。但是在文帝时期，同姓王又形成新的威胁，于是景帝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削藩。削藩的意图在诸王中引发反弹，使得中央与封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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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国之所以有能力抗衡中央，在于秦末战乱的残局使得中央财政面临困境，从而难以维持统治全国的局面。高祖即位时中原地区几近荒芜，“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2)汉初除了采用减轻赋税的政策鼓励生产之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来避免水灾和增加灌溉。水利兴修带来的农业发展增加了中央的税收，同时水利工程使得中央的权力向各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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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诸侯内忧的同时，汉初还不得不应对来自北方的边患。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在汉初益发严重，因为恰好匈奴于此时实现统一并形成空前规模。汉高祖贸然出击，反而在平城陷入匈奴围困。受挫之后，汉初对匈奴采用和亲妥协政策，实际是以纳贡方式求得北方边境暂时稳定。这种不稳定的外交状态无法持久，匈奴的压力不断膨胀，而汉帝国也难以容忍无休止的勒索，外交同内政一样面临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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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王朝遭遇挑战之际，皇权的地位同样面临考验。传统上王位来自世袭，或者如秦帝国一样来自强权。汉帝国起于平民，从而无法在血统上寻求证明，而秦帝国的崩溃也使得他们对强权的局限性体会深刻。此外还有两个备选的王权支撑理论，一个是德行论，一个是天命论。儒家传统理论描绘的周王朝，就是依据德行和天命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兴起的五行理论，又使得天命展现为五行的循环替代。于是对皇权的论证也亟待新的理论模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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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对应这些困境的最初做法是采取黄老思想所倡导的无为学说，无为之说对民间经济力量的恢复功效显著，但是对于诸侯割据的局面和匈奴的威胁无所作为。而且道家学说并不善于支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而法家对于中央集权的运作方式被秦朝的教训证明颇有缺憾，因此唯有儒家学说可能作为大一统局面的理论基础。首先，儒学像法家一样支持强大的中央政权，这合乎汉初行政统一的趋势。其次，儒家支持民间经济的发展而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这顺应汉初经济恢复的过程。第三，儒家对于异族文化有天然的排斥倾向，这支持了汉初对匈奴的反击。第四，儒家能够为皇权的正当性提供道德和信仰上的理论支持，这对起于草莽之间的汉皇权是弥足珍贵的论证。(3)第五，儒家有整套伦理价值思想体系，重视道德教化、礼制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方面法家和道家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这对克服秦朝暴政，巩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可以说汉王朝选择儒家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学者不断调整自己的学说，以期能够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把先秦儒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所以，汉初建立儒学思想体系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而大多是亲身参与社会变革过程的实践者。他们的思想也不复恪守先秦儒学的修齐治平传统，而掺杂了相当一部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观念，形成汉初儒学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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