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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在继承前代儒学的基本立场时，也吸收了一些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的观点。譬如他对传统忠孝观念的阐释，就已经不再恪守先秦儒学的严格立场，而有了黄老无为自然的倾向。从其他主题的论述也表现出他对道家观念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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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韩诗外传》卷一中就有如下论述：“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54)以名与道相对，以道与人相分，以人与自然对立，都明显采用了庄子的立场。至于利害、福祸对立范畴的对待转化，韩婴此处又沿袭了老子的观念。“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的观念，则是道家各派的共识。这些观念都属于道家特有的主张，韩婴受汉初盛行道家思想之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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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中还借用孔子之口表述类似的对待转换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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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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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周庙欹器，虚则欹侧，半则中正，满则颠覆，孔子对此解释为满必倾覆。持满之道，在于损抑，位愈高而守之卑，兵众强而守之弱，聪明睿智守之愚，如是则满而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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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治措施上，韩婴也采纳了黄老顺应民意无为而治的立场：“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宣。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亡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56)在此他采用了当时通行的阴阳观念来阐述无为理念：善于为政者，顺应民众性情所向、吻合天地阴阳气息所从，如是则能使天地奉养而产物丰盛；不善于为政者则反之，违背民众性情、变乱天地阴阳，于是天地之间气息不通，物产不丰，无论动静皆有灾祸。这种无为而治的观念，虽然接近黄老，但并非道家独有，而同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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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韩婴属于汉初儒学的过渡性人物。《韩诗外传》中所表现的思想，既有上古传承而来的古典德行规范，也有战国以来新兴的士君子伦常，还掺杂有汉初盛行的感应观念和黄老无为思想，但主体仍然是儒家以忠孝仁义治天下的礼治思想。他的观念在细节上与董仲舒有很多差异，但整体上看也试图通过天道来阐明人事的义理，不过没有形成《春秋繁露》那样的体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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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汉初儒家经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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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几位儒家学者，对五经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并把六艺作为安邦定国的根本原则。其中叔孙通长于《周礼》杂秦制而成汉礼，陆贾谙熟《穀梁》而撰《新语》，贾谊习《左传》兼《尚书》崇礼而作《新书》，韩婴则精于《诗》而旁通《易》。但是他们对于五经的思考和应用并没有被统一称为“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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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作为专有概念出现比较晚，首见于《汉书·倪宽传》：“（宽）见上，语经学。上悦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不过事实上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著作为文化基本经典的传统，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从中可见战国时期六经已经成为公认的权威性著作。(57)《庄子·天下》还对六经的含义进行了概要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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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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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段论述说明：首先，六经代表了先代圣王治理天下之智慧的传承；其次，六经不是儒家专有经典，“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是各个学派公认的经典。(58)不过，儒家学派对于经典的保存和传习有着特殊的成就，因此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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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儒者多推定孔子删定六经，《史记·孔子世家》的看法可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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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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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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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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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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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依照历史而作，《易》的《彖辞》、《象辞》、《系辞》、《文言》、《说卦》等，都是孔子所作；《诗》是孔子所删定，而《书》是孔子所编纂，《礼》、《乐》都是孔子所订正。这种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却不能解释六经成立的整体过程，诸经的实际发展情况有些在孔子之前，有些则是在孔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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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艺的发端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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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经的发端，至少应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初文化对于后世文明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把奠基于宗教崇拜的殷商文明转化为以人文礼教为核心的西周文明。《礼记·表记》中说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周公制礼作乐，即便当时未必已经有了成文的经典，但是相应的礼乐制度已经大致完成。《左传》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说明的是《易》与鲁《春秋》同周公有着密切关联，其实《诗》、《书》中充满教诫的内容也多来自周初的文献。大致而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发轫于西周。不过周初六艺应尚未成书，“礼”、“乐”以操作性制度为主，而“易”多局限于卜筮，“诗”、“书”归于史官作为文献，并不如古文学家所说周公已集六艺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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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和《易》已经成为贵族的通行教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国救宋谋三军之帅，赵衰推荐郤谷，理由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君其试之。”徐复观对这一事件的含义解说道：“（一）《诗》、《书》、《礼》、《乐》，此时已连结成为一组的名称。（二）说《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按指行为而言）之则，《诗》、《书》、《礼》、《乐》已与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发挥着教戒的作用。（三）赵衰数闻郤谷之言，而所言者乃《诗》、《书》、《礼》、《乐》，是此时的《诗》、《书》、《礼》、《乐》，已成为贵族间的基本教材。(60)这三点，都是经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61)如徐复观所言，《诗》、《书》和《礼》、《乐》并称至少始于春秋，而且成为贵族修养的基本经典。对于当时来说，《诗》、《书》、《礼》、《乐》不是单纯的文化修养，而是具体现实政治、军事生活的指导原则。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经学”奠定了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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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时期，本来局限于贵族的六艺传统开始广泛分布到民间各个学派。不仅仅是儒家，墨家也对六艺表现出了很多的关注。《韩非子·显学》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儒墨两家的主要理论依据都是“先王”圣言。具体来说，《淮南子·主术训》指出：“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墨子虽然不满儒家对于《礼》、《乐》过分强调，但是《诗》、《书》对墨家同样起到非常大的影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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