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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在汉初与《诗》的传授类似，是分别传承的。《公羊春秋》在汉初的影响最大，据说该思想系统来自子夏，战国齐人公羊高受之，口耳相传至汉初。公羊高后人公羊寿与胡毋生一起写定成书，(72)随后董仲舒成为《公羊春秋》学派的关键，后世《公羊》传授多原自董仲舒。汉初传《穀梁春秋》者是治鲁《诗》的申培公。传授《左传》的有张苍、贾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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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看来，五经学统也应该是时代学风流行、学派共同探讨的结果，而未必像《汉书·儒林传》所强调是个人单传的结果。因为汉初五经传承衰微，所以个人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为先秦经学也是单传直指，更不应该误解后来经学研习也是师徒单独授受。以上所列师承，应该看做时代和学派中成就出众者的次序，而不必当作师承顺序的严格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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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学博士制度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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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初并非儒家经学发展的最佳环境。“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73)虽然有叔孙通对礼仪的倡导，但是高祖时期政治局势仍然非常动荡，文化建设尚不是当时的首务之急，文景时代好黄老刑名之学，儒家学者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文化结构建设当中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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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真正发生变化，应该把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作为转折点。儒学博士制度的确立是个缓慢的过程。博士制度始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大致说来，秦国的博士制度相当于东方的史官传统，通古今之变而辩为政之疑难。因为儒家习于六艺，所以博士中应该有很多儒家学者，但并非所有博士都是儒士，有些博士精于卜筮而不是《诗》、《书》。(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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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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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设立经学博士，意味着散落民间诸子的六艺之学开始了制度化建设，是为经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博士职位的设定有早有晚：文帝时晁错向伏生学《书》，应有《书》学博士，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被立为专经博士；景帝时，齐人辕固生明《诗》而被立为博士，董仲舒、胡毋生以明《公羊》而为博士，伏生弟子张生治《书》为博士。武帝之前，已有《诗》、《书》、《春秋》三博士，而《诗》甚至有齐、鲁、韩三家博士。此时儒家博士不过仍旧是诸多子学博士之一种，不过因为传承古典而更加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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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武帝时期，儒家经学方成为独尊。汉武独尊儒术的动机比较复杂，既有个人恩怨使然，也有时代大势所趋，当然也不乏儒者启发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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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汉武帝任用倾向儒家的贵族为重臣，遭到信奉黄老之道的窦太后的强烈反对。而汉武帝最初之所以任用儒家、贬斥窦太后所奉道家，恐怕主要是权力意气之争而不是学说之争。虽然窦太后的反击迅速而有力，但是毕竟不久人世，随后儒家官员又全面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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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意识到这个机会，开始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其中公孙弘的提议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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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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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建议的效果在于，后世官吏为了升迁不得不精通儒家经典，从而使得掌握五经教育权力的博士地位空前提高。而儒家经学从此已经不复民间思想学派，而成为政府官员的晋身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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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与太后争权而利用儒学外，武帝时期儒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是大一统格局需要强有力的皇权专政，而恰好儒学思想吻合了当时的这一需要。黄老思想虽然于汉初休养生息不无裨益，但如今中央政权已经强大到不必清净无为而足以积极进取的另一个时期。汉武帝时期中央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足够强大，(78)接下来自然会谋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于是建元五年（前136）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采用儒生建议，逐渐将其他诸家博士罢黜。儒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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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汉初儒学与黄老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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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学大致盛行于战国中期，既与老子学说相关，又杂用法术思想。《史记》曾提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老子。”韩非本人又师从荀子，其思想的源头不能脱却儒家干系。(79)因此在先秦，黄老、刑名和儒家，其间未必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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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老思想与儒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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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讲：“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我想他所表现的应该不是先秦的诸子时代而是汉初的学界状况。但是汉初黄老与儒学之间的冲突，多缘于政治势力的对抗，并非单纯来自学理上的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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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采用黄老之政，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采用黄老的无为之治反拨秦政的苛刑峻法，另外一方面也是借助黄老的刑名之学延续秦政的政治体制格局。(80)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央政权此时尚没有能力铲平内忧外患，因此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无为”的姿态。(81)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减轻中央财政对于地方经济的过度干预。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影响的，是这种取消对民间经济束缚的休养生息政策。《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一统，关梁开放，山泽驰禁。”贸易的通畅与自然资源的开放使得民间能够迅速聚敛起大量财富，虽然汉初维持了相对较低的税率，但是国库却因此而很快充盈起来。但是随着地方经济力量的发展，地方豪强势力开始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82)因此黄老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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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时期已经开始逐步消弱地方政权的力量（主要是同姓王），武帝更是极力扩充中央集权的权威。不过黄老之治的思想影响仍在，所以儒学与黄老之间不免产生冲突与摩擦。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辕固生身上的两场辩论：其一是辕固生与主黄老之学的黄生的辩论，黄生认为君主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所以汤武征伐是弑君，而辕固生认为汤武灭商是承天运革命。景帝左右为难，如果承认黄生正确无异于承认高祖弑君得汉天下，如果认同辕固生又暗示了汉朝也能被别人取代，所以只好不了了之。第二次辩论发生在辕固生和位高权重的窦太后之间，辕固生贬《老子》不过是一家之言，而窦太后反讽儒学为繁琐文书，一怒之下命辕固生与野猪相搏。幸好景帝借利器给辕固生，才使他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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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与黄老思想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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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儒学与黄老学派在思想上并非水火不容，其中在陆贾、贾谊、韩婴和董仲舒的论述中都可以见到与黄老思想相对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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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在《新语·术事》中讲到：“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83)俗儒往往凡事上溯于先圣，陆贾却能断然斥其无稽，而以当世成败为根本效验，未必诸事皆依照古法而行。陆贾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同刑名法术家的立场非常接近，而刑名恰恰是黄老之学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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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陆贾表现出对于强制性皇权的推重：“尧放兜，仲尼诛少正卯。……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84)此处陆贾借用了屏蔽谗言的名号，但是他思想的实质性意义，则是封锁所有不同的政治意见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和法家在推重中央集权、遏制异端学说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仍旧不违背黄老刑名的法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