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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86 基本上看,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罢黜百家之学,而是人尽其用,不拘学派。至于儒家独尊的结果,是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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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88 二、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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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90 董仲舒尊儒的主张,集中于他的三篇对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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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92 为了倡导儒学,他指出了法家和黄老思想法治立场的错误之处:“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17)这段论述中董仲舒采用了天人相应的观点运用于政治领域:在他看来天道阳生而阴杀,对应于政治则是阳德阴刑,以德治国为阳,以刑法治国为阴。上天以阳生为主而阴杀为辅,所以圣王应效法天道以德治国,以刑辅助,而不能颠倒本末违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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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94 《论语》中也曾经对德治、法治的关系进行过对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其中并没有采用形而上色彩浓厚的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现实政治举措的效果来看待德治、法治的得失。董仲舒的论证除了天人感应之外,也提供了类似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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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96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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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898 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俫,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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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00 其实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就对关键问题提出了论述,但是汉武帝没有充分理解而已。在这段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儒家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观念: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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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02 董仲舒认为,虽然汉武帝贵为天子,聪明勤勉,知人善任,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治理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欠缺了对民众的教化。董仲舒提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以民之本性为趋利的立场,继承了荀子的观点,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显然避免民众过分趋利的方法不只一种,董仲舒需要证明为什么法家的治理方式并非合适的解决方案。他的基本观点在于,法治不足以杜绝奸邪,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过高最终无法负担,反之德治的成本低而成效大。“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接着他对比了西周历史的悠久和秦朝寿命的短暂,更强化了法治与德治的对比效果。随后他对汉朝的制度进行了分析:汉初继承秦制沿袭法治,结果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此处董仲舒对现实的判断,与《老子》中所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立场接近,继承了汉初对秦制反思的传统。他认为,根据汉朝目前的形势,应当改变既往的政策:“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认为汉朝应该由先前的法治为主转向德治,如此才能得到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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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04 如果说第一篇对策确立了德治的基本方向,那么第二篇对策中董仲舒指出了德治的具体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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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06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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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08 尽管没有理论上的论证,但是董仲舒直觉地意识到,在圣上和百姓之间的士大夫阶层是维系国家兴衰的关键。他指出,之所以武帝如此勤苦而不能得治世,因为缺乏足够的品行兼备的士大夫。而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需要教化而无法自然生成:“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教化而言,最为重要的设置莫过于教育机构——太学。董仲舒恳请汉武帝设置太学,延聘明师以教养士大夫,通过考试问答来选拔人才。只有把中层官吏诸如郡守、县令的素养提升,才能避免中央政令无法通达于下、地方大员暴虐百姓的现象发生。中级官员的任命,在汉初以富贵家子弟为主,“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1)除了批评传统的官爵“世袭”制度外,董仲舒还指出了传统察举制度的改进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22)传统上的察举制度,地方官员只负责向上推荐人才,这样难免有私心任命的嫌疑。现在董仲舒提议,要对地方举荐的人才予以考察:对于推荐不合格人才的地方官员应予以惩罚,而对推荐优秀人才的地方官员予以奖励,这样才能使得高素养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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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10 简要概括董仲舒的第二对策,那就是要解决人才体系的构建的问题。他提出的两个建议都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第一,设置太学对人才进行培养;第二,改善察举制度以充分发掘民间的人才。如果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他认为来自中央的政令才能有条不紊地畅行于基层,明主的努力才能转化为理想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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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12 汉武帝对于这些现实性较强的对策深表不满:“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23)武帝指出,前辈圣王所行不一,政令各异,然而所谓不易之谓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治理的背后到底有没有统一的“道”可言呢?如果有,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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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14 鉴于汉武帝的问题表述得更加清晰,于是董仲舒把天人感应之道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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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16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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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18 天地包含万物而生化之,圣人效法天地之道而制礼。天有四季,春生夏长秋刑,圣王法天,以生长为主而辅以刑罚。人之所做,与天地相感应,所以《春秋》以天象之变警示人道之异。古代设置教训之官以化导百姓为善,因此能得平安治世。现在单纯任用刑罚,但民众却为谋取利益不择手段。民性本来没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如果不进行教化是无法展现出其合乎道德的一面;民众的欲望都出于私利,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则难以遏制。所以圣王上承天命以制礼,下合民心以教化,制定次序法令以防欲,如果能完成这三项任务,那么可以说已经建立起关键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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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20 三策之后,董仲舒的见解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但董仲舒并没有直接任职于中央,他先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后担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两王皆以骄纵著称,期间董仲舒还曾为主父偃所陷害,最终能全身而退已是幸事。就仕途而言,董仲舒颇为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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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22 三、董仲舒与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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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24 探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的意义,在于考察董仲舒的思想有多少被转化为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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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26 从最开始任用好儒术的魏其、武安等人,武帝的动机就不是单纯的推崇儒学,而是掺杂了太多当时政治斗争的因素。最终设置五经博士、问策董仲舒、设置太学等一系列举措,确是无可置疑的尊儒,但实际上也不乏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从武帝一生的主要活动来看,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军事、宗教与经济,而儒家意识形态的弘扬则属于随从地位。无论是五经博士还是察举而进的儒生,多担任虚职,而实权仍多把握于法家和黄老之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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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28 即便是对策成功的董仲舒,也从未在中央朝廷中担任要务,反而在任中书令时罹难几死。董仲舒没有能够留在中央而是被“发配”到两位骄王身侧,可能就是武帝本人的意图。他实际上利用董仲舒的仁义道德去教化那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封王,而并不认为儒家的见解可以施行于中央。所以当董仲舒的灾异分析威胁到中央权威的时候,汉武帝反应激烈,“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历史上把这件冤案归于主父偃,其实未必不是武帝本人的意图。因为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屈君以申天”,通过天道感应的能力来限制君权滥用。然而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就是用来警告人君限制君权的(“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25)),武帝追求的是绝对君权,对于传统的封侯和相权都予以了极力打压,当然不能容忍董仲舒系统对于君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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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30 但是为什么武帝又赞成董仲舒的对策?个中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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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0932 董仲舒对策中对武帝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大一统”观念的提出。在武帝看来,大一统意味着所有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意识形态权力收归帝王本身。董仲舒的思想的确有集权于一人的因素,譬如他关于“屈民以申君”的主张。但是董仲舒所谓“大一统”的观念,内涵比汉武帝所接受的要丰富得多,它主要是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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