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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生前政治境遇盛衰无常，其身后的历史评价也毁誉纷纭。刘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不过刘歆对董仲舒就没有这么推重：“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136)刘歆认为董仲舒不过是汉代儒学理论的开创者，并没有实际的功业同先代的王佐之材相媲美，这种评价较刘向之说则更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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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后很长时间，董仲舒几乎被人所遗忘，唐代柳宗元偶有提及，却是贬损居多：“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体、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137)离开汉代阴阳五行理论兴盛的时期，已经习惯于现实思考的唐代士人当然会觉得董仲舒的理论比较陌生。但是宋代之后，对董仲舒的理解又有所深入。《近思录》评价道：“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138)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儒学之所以推重董仲舒，是由于董仲舒所秉承的动机伦理思想与宋明儒学相贯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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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董仲舒的思想在汉代之后影响不多，但是他所构想的举措，很多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制度，发挥着长远的影响。其中包括了天人感应系统下帝王对民生的关切，还包括文官科举制度的实施，同时包括重农经济政策的延续、偏向动机的司法传统等等，都同董仲舒的儒学观点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虽然董仲舒表面上的影响多局限于汉代，但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影响则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央集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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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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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丽雪：《董仲舒》，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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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社会科学评论》（西安），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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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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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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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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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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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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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7—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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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繁露”一名，《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无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博物志》：“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繁露”原意为帝王冠冕前垂下的玉帘，此处引申为帝王资政之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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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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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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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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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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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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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生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尊儒术”与“悉延（引）百端之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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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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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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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3—2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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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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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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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