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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盐铁论》：儒家与法家经济理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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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举行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1)《汉书》卷六十六描述了更为详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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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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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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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盐铁会议的主要有两方面人士：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期间丞相基本上属于调和派。贤良文学代表的民间社会和御史丞相代表的政府经济决策上层，公开对国家经济政策展开辩论，并且由官方正式忠实记录下来，(4)这在历史上属于非常事件，其背后也蕴涵了非常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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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盐铁论》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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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用兵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元光六年（前129），元朔二年（前127）、五年、六年，元狩二年（前122）、四年六次战役为一个阶段，虽国库消耗，但匈奴也在连续攻击下被迫向北方迁徙，可谓有得有失；但武帝后期征伐则多为得不偿失，甚至于失而无所得，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攻大宛求马徒为虚耗，天汉（前100—前97）征酒泉被围而李陵降，征和（前92—前89）再败而李广利降。匈奴向北退却而依然追伐不已，其时地理、补给等因素使得攻守之势发生变化，导致武帝后期虽用兵规模更大但却所获无几而国库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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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频繁相应引起内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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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柰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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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聚众作乱现象的泛滥和失控，不仅在于官员处理问题的失当，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税收引发的民众流亡。而汉武帝对外征伐则是过度税收的直接原因，可以说过度对外用兵连带引发了内部社会动乱。山东诸国的动乱甚至波及到关中地区，连带宫廷内部的巫蛊之乱，使得权力中心也失去了稳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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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晚年意识到自己扩张政策所引发的严重副作用，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6)随后封车千秋为“富民侯”，其用意乃是返还汉初与民休息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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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武帝并没有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就去世，随后年仅八岁的昭帝即位。政府和宫廷实权落于权臣霍光、桑弘羊手中。霍光主掌内朝军权，外朝名义上领袖为丞相车千秋，实际上由御史桑弘羊掌控财政大权。霍光作为顾命大臣拥有更高的地位，(7)但桑弘羊执掌财政逾三十年获得了更为深厚的影响。霍光既要稳定当时社会的上下层面的冲突，又要削弱外朝桑弘羊的权力，因此试图借助盐铁会议纠正既往桑弘羊配合对外扩张军事行动所拟定的财政政策。盐铁会议最初动因来自谏议大夫杜延年的提案，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8)修孝文时政之意，就是要否定武帝时期过分扩张的经济政策。而武帝的经济政策，又以盐铁榷酤影响为最重，所以这次试图修改经济政策的会议就以盐铁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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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武帝时期法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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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行政、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建立了空前的规模，随之财政支出也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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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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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除了消耗掉文景时期的积蓄外，还要另外开辟财政途径增加政府收入，以弥补军事、行政开支的亏空。至此，筹集大一统格局政权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就成为财政的焦点问题。汉初的黄老政治已经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局面，而此时儒家尚没有取得掌握朝政大权的地位，自先秦一贯推崇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开始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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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因战争开支巨大，所采用的拓张财政方案众多，包括均输、算缗、平准、盐铁专卖、榷酤、中央铸币、增加口赋、鬻爵等多种手段。其中有些手段不过一时之兴，如鬻爵举措必定无法长久，增加口赋也所得有限，而算缗举措副作用太大，(10)都没有形成根本影响。真正对当时财经局面产生根本作用的是专卖、均输和平准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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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和平准都涉及实物税收的效用问题，该制度的创建者为桑弘羊。桑弘羊出身于商贾世家，精于算计，长年任财政要职。均输和平准制度的确立，是桑弘羊把私人经营性质的物资交易运用到了公共财政收入领域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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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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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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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税收模式为，地方财政把征收的粮食、丝绸等实物转化成货币，然后再上缴中央。但是当地方政府都试图把实物转化成货币时，市场无法骤然容纳如此多物资，因此使得物价暴跌从而赋税物资实际价值严重缩水。而如果不转化为货币，运输费用甚至比所要缴纳的税收还要多。针对这种情况，桑弘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把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由大农统一掌管各地税收；其次，大农并非即刻把地方税收转化为货币，而是待价而沽，等待该实物税收价格上扬时再出售，价格降低时则纳入，这种地方税收策略称为“均输”。孟康解释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11)农民把自己土地上所特产的物品充当赋税，给农民带来方便；而官府把当地特产运往价格高的地区出售，给财政带来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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