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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盐铁论》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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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用兵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元光六年（前129），元朔二年（前127）、五年、六年，元狩二年（前122）、四年六次战役为一个阶段，虽国库消耗，但匈奴也在连续攻击下被迫向北方迁徙，可谓有得有失；但武帝后期征伐则多为得不偿失，甚至于失而无所得，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攻大宛求马徒为虚耗，天汉（前100—前97）征酒泉被围而李陵降，征和（前92—前89）再败而李广利降。匈奴向北退却而依然追伐不已，其时地理、补给等因素使得攻守之势发生变化，导致武帝后期虽用兵规模更大但却所获无几而国库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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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频繁相应引起内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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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柰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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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聚众作乱现象的泛滥和失控，不仅在于官员处理问题的失当，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税收引发的民众流亡。而汉武帝对外征伐则是过度税收的直接原因，可以说过度对外用兵连带引发了内部社会动乱。山东诸国的动乱甚至波及到关中地区，连带宫廷内部的巫蛊之乱，使得权力中心也失去了稳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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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晚年意识到自己扩张政策所引发的严重副作用，征和四年（前89年）下“轮台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6)随后封车千秋为“富民侯”，其用意乃是返还汉初与民休息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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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武帝并没有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就去世，随后年仅八岁的昭帝即位。政府和宫廷实权落于权臣霍光、桑弘羊手中。霍光主掌内朝军权，外朝名义上领袖为丞相车千秋，实际上由御史桑弘羊掌控财政大权。霍光作为顾命大臣拥有更高的地位，(7)但桑弘羊执掌财政逾三十年获得了更为深厚的影响。霍光既要稳定当时社会的上下层面的冲突，又要削弱外朝桑弘羊的权力，因此试图借助盐铁会议纠正既往桑弘羊配合对外扩张军事行动所拟定的财政政策。盐铁会议最初动因来自谏议大夫杜延年的提案，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8)修孝文时政之意，就是要否定武帝时期过分扩张的经济政策。而武帝的经济政策，又以盐铁榷酤影响为最重，所以这次试图修改经济政策的会议就以盐铁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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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武帝时期法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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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行政、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建立了空前的规模，随之财政支出也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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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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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除了消耗掉文景时期的积蓄外，还要另外开辟财政途径增加政府收入，以弥补军事、行政开支的亏空。至此，筹集大一统格局政权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就成为财政的焦点问题。汉初的黄老政治已经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局面，而此时儒家尚没有取得掌握朝政大权的地位，自先秦一贯推崇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开始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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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因战争开支巨大，所采用的拓张财政方案众多，包括均输、算缗、平准、盐铁专卖、榷酤、中央铸币、增加口赋、鬻爵等多种手段。其中有些手段不过一时之兴，如鬻爵举措必定无法长久，增加口赋也所得有限，而算缗举措副作用太大，(10)都没有形成根本影响。真正对当时财经局面产生根本作用的是专卖、均输和平准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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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和平准都涉及实物税收的效用问题，该制度的创建者为桑弘羊。桑弘羊出身于商贾世家，精于算计，长年任财政要职。均输和平准制度的确立，是桑弘羊把私人经营性质的物资交易运用到了公共财政收入领域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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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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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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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税收模式为，地方财政把征收的粮食、丝绸等实物转化成货币，然后再上缴中央。但是当地方政府都试图把实物转化成货币时，市场无法骤然容纳如此多物资，因此使得物价暴跌从而赋税物资实际价值严重缩水。而如果不转化为货币，运输费用甚至比所要缴纳的税收还要多。针对这种情况，桑弘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把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由大农统一掌管各地税收；其次，大农并非即刻把地方税收转化为货币，而是待价而沽，等待该实物税收价格上扬时再出售，价格降低时则纳入，这种地方税收策略称为“均输”。孟康解释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11)农民把自己土地上所特产的物品充当赋税，给农民带来方便；而官府把当地特产运往价格高的地区出售，给财政带来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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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带来的是地方赋税的效益，而平准则是试图稳定全国市场的商品价格。以往地方贡献给中央的实物税只能在京师消费掉，但是地方贡赋未必合乎京师需要，所以赋税效益不高。桑弘羊使京师大农把地方实物贡赋作为经营资本，“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京师大农既有充足货源，又有大量资本，经营能力当然在地方商贾之上，因此显著限制了地方商贾投机性炒作物价的行为，“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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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自己的这两种举措辩护道：“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12)简要说，桑弘羊设立均输平准的动机有三：一、减少地方税收损耗；二、增加财政税收；三、打击地方商人势力，维护社会物价稳定。显然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除了抑制商人利益外，最为明显的是中央财政很快变得充裕起来：“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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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均输、平准相对应的盐铁专卖制度，(14)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后来也引起了更多非议。煮盐冶铁之业，战国以来多由民间私产掌管。《货殖列传》中战国秦汉富商大贾，多因为占据盐铁地理优势而致富。如先梁孔氏冶铁为业，秦伐魏之后，孔氏家族迁往南阳大兴铁业而巨富；又有蜀地卓氏、孔氏，以冶铁而富，都可以证明当时秦国和山东六国都未曾禁止民间冶炼铁器。煮盐业也与之类似，战国时期鲁人猗顿以盐业巨富，汉刁间从事渔盐而身家千万，都是民间商贾以盐业发迹，未曾见到禁止民间煮盐的举措。《盐铁论·错币》提到“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可见汉初仍然未有盐铁官营。史传管仲相齐时曾借助盐铁之利富国强兵，但从《管子·海王》来看，其主要举措不外乎鼓励盐铁业之发展、流通并从中征税，并未曾由政府进行专卖。后来商鞅相秦也非常注重盐铁商业所获利益，但是应该也止于税收而并非专营。盐铁业由政府专营，应该起于汉武时期大司农东郭咸阳、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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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政府财政空虚，与此同时民间煮盐铸铁之商人却身家万贯，强烈的反差使得急需军费的政府财政意识到可以把获得巨额利润的盐铁收归官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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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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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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