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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武帝时期法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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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行政、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建立了空前的规模，随之财政支出也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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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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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除了消耗掉文景时期的积蓄外，还要另外开辟财政途径增加政府收入，以弥补军事、行政开支的亏空。至此，筹集大一统格局政权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就成为财政的焦点问题。汉初的黄老政治已经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局面，而此时儒家尚没有取得掌握朝政大权的地位，自先秦一贯推崇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开始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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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因战争开支巨大，所采用的拓张财政方案众多，包括均输、算缗、平准、盐铁专卖、榷酤、中央铸币、增加口赋、鬻爵等多种手段。其中有些手段不过一时之兴，如鬻爵举措必定无法长久，增加口赋也所得有限，而算缗举措副作用太大，(10)都没有形成根本影响。真正对当时财经局面产生根本作用的是专卖、均输和平准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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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和平准都涉及实物税收的效用问题，该制度的创建者为桑弘羊。桑弘羊出身于商贾世家，精于算计，长年任财政要职。均输和平准制度的确立，是桑弘羊把私人经营性质的物资交易运用到了公共财政收入领域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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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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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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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税收模式为，地方财政把征收的粮食、丝绸等实物转化成货币，然后再上缴中央。但是当地方政府都试图把实物转化成货币时，市场无法骤然容纳如此多物资，因此使得物价暴跌从而赋税物资实际价值严重缩水。而如果不转化为货币，运输费用甚至比所要缴纳的税收还要多。针对这种情况，桑弘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把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由大农统一掌管各地税收；其次，大农并非即刻把地方税收转化为货币，而是待价而沽，等待该实物税收价格上扬时再出售，价格降低时则纳入，这种地方税收策略称为“均输”。孟康解释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11)农民把自己土地上所特产的物品充当赋税，给农民带来方便；而官府把当地特产运往价格高的地区出售，给财政带来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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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带来的是地方赋税的效益，而平准则是试图稳定全国市场的商品价格。以往地方贡献给中央的实物税只能在京师消费掉，但是地方贡赋未必合乎京师需要，所以赋税效益不高。桑弘羊使京师大农把地方实物贡赋作为经营资本，“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京师大农既有充足货源，又有大量资本，经营能力当然在地方商贾之上，因此显著限制了地方商贾投机性炒作物价的行为，“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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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自己的这两种举措辩护道：“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12)简要说，桑弘羊设立均输平准的动机有三：一、减少地方税收损耗；二、增加财政税收；三、打击地方商人势力，维护社会物价稳定。显然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除了抑制商人利益外，最为明显的是中央财政很快变得充裕起来：“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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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均输、平准相对应的盐铁专卖制度，(14)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后来也引起了更多非议。煮盐冶铁之业，战国以来多由民间私产掌管。《货殖列传》中战国秦汉富商大贾，多因为占据盐铁地理优势而致富。如先梁孔氏冶铁为业，秦伐魏之后，孔氏家族迁往南阳大兴铁业而巨富；又有蜀地卓氏、孔氏，以冶铁而富，都可以证明当时秦国和山东六国都未曾禁止民间冶炼铁器。煮盐业也与之类似，战国时期鲁人猗顿以盐业巨富，汉刁间从事渔盐而身家千万，都是民间商贾以盐业发迹，未曾见到禁止民间煮盐的举措。《盐铁论·错币》提到“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可见汉初仍然未有盐铁官营。史传管仲相齐时曾借助盐铁之利富国强兵，但从《管子·海王》来看，其主要举措不外乎鼓励盐铁业之发展、流通并从中征税，并未曾由政府进行专卖。后来商鞅相秦也非常注重盐铁商业所获利益，但是应该也止于税收而并非专营。盐铁业由政府专营，应该起于汉武时期大司农东郭咸阳、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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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政府财政空虚，与此同时民间煮盐铸铁之商人却身家万贯，强烈的反差使得急需军费的政府财政意识到可以把获得巨额利润的盐铁收归官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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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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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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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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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孔仅、桑弘羊皆出身商贾，但他们却并非代表商人阶层的利益。(16)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为了国家需求而试图剥夺既往民间商人的权益。无论是盐铁专卖还是鬻爵，也无论平准还是均输，都既有应对战争一时之需要的动机，也合乎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长远谋划。虽然桑弘羊对汉初法家代表晁错颇有微词，但是从他的基本立场来看，还是法家系统的传承。(17)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已经成为儒法两家的共识，为了这一格局必须消除社会中间层面对上下一致关系的阻碍。商鞅对贵族势力的压制和桑弘羊对富豪阶层的打击，目的都是为了营造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18)于此而言，专卖、均输和平准都是表面的技术细节，其内在的精神是由中央来控制全国财物的运营，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民间运营的税收。这种举措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没有任何商人可以同国有背景的运营商相抗衡，所以短期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汉武时期的军费危机得到暂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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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儒家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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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对于当时社会的每种社会经济现象，代表儒家观点的贤良文学都提出了批评性观点。在他们貌似保守迂腐的言论方式下，实际上也隐含了系统而全面的经国济民之对策。因此我们需要在他们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中，揭示出儒家正面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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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具体的经济政策来看，来自社会基层的贤良文学指出了专卖、平准政策所引发的不良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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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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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认为均输、平准带来的利益很多：可以平抑物价、减少地方负担、打击商人投机等等。但是贤良文学却认为实际上该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减轻民众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赋税压力，相应地也没有能够打击地方富商，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投机行为。桑弘羊认为均输、平准政策百利而无一害，是建立在商人运营的经验之上，试图把商业运行模式套用到国家经营上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比当时的商业组织要复杂得多，其中政府各个层级的利益并不必然统一。中央考虑的是国家税收，而地方官员（即便是中央委派到地方的大司农）考虑的则是局部利益。各地设立的均输机构并没有同以往那样就地取材，以当地的本有产物充当赋税，而是从谋取更高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当地民众把当时最有利润的产品当做赋税上缴。民众没有这种商品，只好变卖所有而求诸商家。商家趁机囤积居奇上抬物价，商人通过和官吏达成默契而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民众反而为缴纳赋税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商人双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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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盐铁专卖，桑弘羊同样认为于民于国有利而无害：“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20)这里桑弘羊所说的本指代的是农业，他认为把盐铁等经营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去，有利于提高农业自身效率，当然还包括盐铁利润对国库收入的有力支持，所以看不出为什么要取消盐铁专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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