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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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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儒法财经理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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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举措看，代表法家的官方和代表儒家的民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家主张盐铁专营、地方贡赋均输，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财政命脉；而儒家坚持政府减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干预，开放盐铁民间市场并取消均输、平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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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的差异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儒法财经理念的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的主要经济立场差异包括：一、以农为本与以商为本；二、藏富于民与聚财于国；三、保守财政与拓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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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他们关于商业和农业的不同观点。桑弘羊认为商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26)他指出，凡是繁华的城市，都是因为商业的发达而形成。最上等的人利用时机和地利而生财，只有普通人才会通过自己的体力劳作谋生，对国家富强作用最大的是商业而不是农业。这个观点跟他们的专卖、平准政策亦有矛盾的一面，因为他们出台的这些政策本身是为了抑制社会商业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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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则认为不然，如果没有大量农民进行财富生产，那么商业活动将无从谈起，所以生产活动应该是社会的基础：“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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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等出身于商人，他们试图把国家当做一大商业组织来运营，所以他们认为把财富聚集于国家有着重要意义：“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28)从这种观点看来，国家充当了调剂社会财富的角色，当物质充裕时就囤积起来，而当社会匮乏时则给予接济。桑弘羊认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仅是战时临时举措，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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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则认为民众的富裕更有意义：“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29)法家认为大禹、商汤时期水旱灾害之所以没有引发社会灾难，原因在于国家进行大量救济，而儒家学者认为当时避免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民众有足够的积蓄。而民众有足够积蓄的原因在于国家税收轻微，民众可以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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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家思想的官方提出了国家专营和发展商业的必要性：“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30)法家积极拓张财政的根本动机，在于国家军费的巨额开支需要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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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表儒家的贤良文学认为：“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31)他们坚持传统的儒家观念，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内忧而不是外患；如果因为对外战争而导致民众疲惫，反而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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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儒家的观点看起来比较保守，而法家思想比较积极。但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法家的财政手段无法取得长期的实施，因为以政府为社会经济运转中心，实际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反而限制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但是反过来说儒家也没有完善解决法家所提出来的社会难题：边患与私人财富集中。儒家倡导的观点接近于自由经济立场，沿袭了汉初黄老无为政府的风格，认为政府应该对于民间生产尽可能少加以干涉，而保持一个非常低水平的财政开支。但是自由交易的发展本身会引发财富不断垄断，而低水平财政开支难以提供有效公共产品服务。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两者之间不乏进行调和的余地，理论上可以在积极拓张财政和保守财政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在当时的统计能力之下很难准确对此得出判断。更何况儒法经济理念的对立，是其整体观念冲突的局部体现，有着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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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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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节 儒法社会理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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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经济理念的冲突之所以难以调和，是因为它们背后所支持的理论背景差异巨大。虽然法家在历史演进上有来自儒家的脉络，但是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根本理念有不可调和的内容。所以《盐铁论》不仅体现了他们经济观点的差异，也体现了更为广阔社会立场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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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线索来看，法家之士如李悝、吴起、商鞅等都受到河西学派的影响，追溯其源头可以上至子夏的教化。但显然这一支儒学所演化出来的是对社会制度的侧重，已经与思孟学派对心性的侧重大为不同。战国时期特殊的环境使得这支学派发生变异，直至李斯、韩非从荀子门下自成一家。法家在战国时期迅速展开并取得主导地位，说明它更适合在国家剧烈竞争的情况下取得优势，因此它的治国理论随之成为主流。然而看似矛盾的是，纯粹以法家治国的秦国发展为战国之霸，而同样以法家治国的秦帝国却转瞬间轰然崩溃。于是汉初士人一方面在延续秦朝的体制，另外一方面纷纷反思秦制的得失。虽然反思大多局限于道德伦理领域，但是盐铁会议中双方的辩论，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法家所构建的社会制度也开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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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对待中央政府的功能来看，儒法两派便有明显分歧。虽然儒家、法家都支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法家的立场是强国，国家是所有利益的最终归属。儒家的目的则是安民，强大国家只是安民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们对政府强度的要求不同：法家强调绝对的军事力量，而儒家认为只需要必备的军事力量。不同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又影响到税收的额度，税收额度又影响经济民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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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帝王的地位，当时儒家和法家都强调帝王的作用和地位，其尊崇完全超出了前代。但是儒法两家增强王权的途径不一样：法家通过法令的统一而消除豪族影响，儒家则是通过礼乐制度凸显皇权的尊贵。两派思想之间对待帝王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法家系统内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而儒家始终对王权有诸种限制，或者是来自道义上的限制，或者是伦常上的限制，或者是舆论上的限制等等，至董仲舒又发展为天命上的限制。无限制的王权对于社会经济运行具有绝对的掌控，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复杂程度，往往出现效果同动机相反的局面。而儒家限制王权，实际上也就等于支持了经济的自主发展，虽然儒家同样不赞成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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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对于官吏和民众的地位，儒家和法家也差异很大。法家的立场很清楚，秦律规定“以吏为师”，官吏不仅具有行政权力，而且是意识形态权威，民众则完全被动。而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使得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社会：如果从民众的角度看，官吏应该如何作为？简言之，法家认为民众只是政府运作的一颗棋子，而儒家认为民众是社会运行的最终目的。这样以来，法家的官吏就具备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力，而儒家官吏则禁止经营商业。两者的利弊，已不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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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实际政治，摇摆于两种理念之间。盐铁会议所表现出的争议，只是儒法冲突的一次表现。这两种社会理念不同导致的纷争，还会再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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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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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第2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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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卷六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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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盐铁论》虽由宣帝时期桓宽整理成文，但显然辩论当时就有详细官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