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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盐铁论校注》卷一《复古》，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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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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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经由武帝的支持，逐步渗透到汉帝国的政治思想中，但在整个社会、思想和学术方面，儒学并没有全面地占据统治地位。按《汉书·循吏传》的说法，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居高位，也只是“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而已；按今人的见解，与其说是汉武帝推动了儒学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实质性的进展，不如说他利用了儒学有使其天下显得文质彬彬的美饰之用。(1)毋庸置疑的是，武帝的“尊儒”，的确为后世儒家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权威性的基调，也为后世儒者参政议政、传播思想和文化奠定了制度基础。(2)于是，经过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的逐步扶持，儒学开始真正全面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是具备儒学背景的士人积极参政，并占据宰相、御史大夫等重要职位；二是儒学（经学）传承的途径和方法得以形成，诸经立于博士官，使得儒学传承得以在国家体制内畅通无阻，而“师法”也逐渐成为当时儒者学习典籍、阐论思想和传承学术的主要方式之一；三是对思想学术争论的评判有了比较权威的标准（皇帝“临制称决”），皇权在儒学的发展变迁中开始充当扶持人和裁判的双重角色；四是儒学在确立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儒学思想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其间尤其以孟喜、京房的《易》学和刘向的五行灾异说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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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宣成时期的儒学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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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政治制度对后世的实际影响看，文帝和景帝时期着力于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各种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汉帝国行政工作的日益复杂和繁重，政府因此也不得不招纳更多的人从事相关工作。公元前178年、165年、140年、134年帝国政府五次以诏令或其他形式提出举荐人才的号召，这意味着部分资深官员可以很少顾忌地推荐德才兼备或坦陈己见的官员候选人。(3)尤其是公元前135年，在武帝主持下五经博士的设立，即使当时经学博士的职能大多定位在“备顾问”的角色上，也不会妨碍那些具备儒学背景的士人获取一个能真正参与中央政权运作的渠道。后来，武帝对自己扩边战事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于其晚年的征和四年（前89）下“轮台诏”进行悔改，这标志着整个帝国政权的中心从“扩边”转向社会治理，而这样的转向又在客观上加速了帝国对上述人才的需求。最终，公元前81年在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那些因举荐而进入政府的部分人才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向当权者发难，其结果不仅仅是《盐铁论》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起码从社会政治层面预示着作为一个思想承载者的儒者群体，已经开始了其主动参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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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宣帝时期，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因为宣帝曾对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而认为宣帝朝摒儒术轻儒者，实际上，宣帝说这话的背景是太子等人要求他“宜用儒生”，且因为“汉承秦制”的制度连续性的关系，“宣帝所用多文法吏”，(5)因此，我们理解宣帝的主要意思是制度具有连续性，不宜从根本上改变，如果用“俗儒”反倒会导致社会治理的紊乱。宣帝作为“中兴“之主，其政治智能和管理能力得到史家的高度称赞，而其关键可能就在于宣帝明白理想的制度（“周政”）并非现实中最好更非最可行的制度，同时他所具备的历史眼光和务实精神又促使他认可霸王相杂的治理路向。当然，他也明白“俗儒”的不堪大用是因为他们并不明晓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或者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思。(6)所以，从历史继承的角度看，宣帝的这番话，实际上是他继承了武帝关于儒者“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的体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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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上述特定语境中的宣帝排儒之语，从宣帝的身世却可以看出他曾沉浸于儒家氛围的教育环境中。辅命大臣霍光在昌邑王刘贺遭废后，在推举刘询（宣帝）为帝的奏议中说：“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8)也正因为此，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宣帝其实很明白儒学的功用。一方面，他开始注重运用儒家典籍中的思想为其政权运作提供经典依据的同时，也注重儒家道德伦理在维护和巩固政权方面的效用；另一方面，宣帝意识到延续前朝的制度，如举贤良方正文学等，可以继续笼络控制社会精英阶层。同时，他也明白通过对典籍阐释的控制来变相地控制知识分子，改变思想氛围，进而使得思想文化更有效地为政权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意识和统治策略在元、成二朝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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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宣成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情况，从五个方面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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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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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来看，有汉以来，武帝之前少有直接明确引用儒家典籍的皇帝诏书，而从宣帝开始，帝王诏书开始频繁引用五经典籍，为政权的合法、仁道等论证。下面是《汉书·宣帝纪》中记载其诏书引用儒家典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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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节元年，即前69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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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由于宣帝身世坎坷，其即位又非正常渠道，(10)诏书在宣帝亲政前一年颁布，有点准施政宣言的味道，其中引古代圣王的治国理念，表明即将秉政的自己会以先圣为榜样，不计较自己的遭遇而善待皇室宗亲，并将尊重和启用贤才。这样的诏书，无疑起到了安抚百姓和知识分子，平息皇族内部纷争和稳定社会心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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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节三年）十一月，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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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论语·学而》。“元元”是汉代皇帝诏书的常用词，意即百姓。宣帝于地节二年亲政，这份自省、恤民、举孝廉三合一的诏书特重“孝悌”，无疑是想从道德伦理层面来加强政权对平民和士人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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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元年，即前65年）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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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尚书·益稷》。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宣帝王朝已经欣欣向荣了，甘露降未央宫是吉兆，所以引《书》以明其政清民宁的祥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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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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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尚书·康诰》。这是政权巩固之时，宣帝的励精图治之诏，也显现出中兴之主所具备的清醒政治意识。此诏从社会管理层面说明“吏”要德、才、法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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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二年，即前56年）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干糇以愆。’勿行苛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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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诗经·小雅·伐木》。宣帝引此，一方面是告诫臣子要“敬民”“保民”，另一方面是从民生和民俗伦理的角度来说明政权行“王道”、“仁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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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宣帝的这些诏书，涵盖了社会政治的各个层面，其中尤以引《书》为多。在元、成两朝，引《诗》、《书》、《论语》等儒家典籍的重要诏书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夏四月诏引《尚书·益稷》“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表明“循行天下”、招募良臣、宣扬教化的意义；成帝阳朔二年（前23）春诏引《尚书·尧典》“黎民于蕃时雍”，强调统治应顺应“民本”；成帝阳朔四年春正月诏引《尚书·洪范》“八政”以食为首以及《尚书·盘庚》“服田力啬，乃亦有秋”，说明以农为本的重要意义；成帝鸿嘉元年（前20）春二月诏引《尚书·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以警戒自己作为帝王应对政权和民众负责。凡此种种，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一而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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