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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敞因为是杂“儒雅”于吏治中而不能升迁相对，邴吉虽本起狱法小吏，但因“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加上有护养宣帝之功，渐至相位。而在相位上又“宽大”“礼让”，以致班固称赞说“孝宣中兴，邴、魏有声”（“魏”指魏相，代韦贤为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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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吏师儒、习儒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于定国了。于定国出生于法吏世家，“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在这样一个公正有为的法吏之家，“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亦为狱史，后以才高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超迁”。定国因有谏书而升为光禄大夫，之后任廷尉历十七年之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值得深思的是，执经、备弟子礼之类，难见法家迹象，相反，重经术士，无论卑贱，一定会“与钧礼”，倒俨然是一团和气的蔼如儒者风范。而在实际工作中，于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其师儒之后的“仁心”“戒慎”之态毕显。最终，在宣帝甘露中期代黄霸为丞相。(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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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运用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对抗法家治世理念取得一定胜利的话，那么在宣帝于帝国行政中宽容地对待经学的同时，法家人士已经开始自觉地汲取儒家“可与守成”的治世思想，上引这些法吏师儒的事例说明，儒学已经开始在这一时期的汉帝国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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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尊师重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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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韩愈《师说》论师之责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之“道”按后人理解即是儒家“道统”；授业之“业”为各种知识及其系统；解惑自为其字面本义。就教育的过程和作用而言，“道”作为贯穿于各种“业”的精神，其是否得以传承，一方面决定于师是否已经是载道者，即师是否可以以己已明之道“使人昭昭”；一方面也决定于所授者本身是否认可、理解师所传之道的含蕴；更为关键的是，学生是否能尽己之才以弘道，以儒生而言，就是能否“美政”和“美俗”。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有一个根本前提，即必须有能让师生发生传授关系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系统。就汉代的情形看，前者是诸“经”，后者是私学、郡县学校和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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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49)这说明在西汉中前期儒家内部就已经按“经”而产生了知识系统的分化，每一“经”可能就是一个独特的知识系统。从教育的层面看，田生等人就是传授各经的“师”，是各自系统内的权威。这些不同的知识系统作为教育内容随着汉帝国教育的发达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广为传播，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帝时期的文翁兴学化蜀，绩效明显，使得帝国政权本身也开始注重郡县教育，儒学在民间和基层的传播因此而有了比较通畅的渠道。而武帝时期“兴太学”、“置博士”，又使得儒学化的精英教育在帝国高层展开。到成帝末，太学中的学生至少有三千人。最终，那些儒学各系统内的权威，即当世大儒不仅在民间享有崇高声誉，(50)有的还被皇帝选为太子的老师，参与国政，并在帝国政治中以“师”的身份获得尊重和照顾。从思想、学术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看，儒学在基层教育中得行其道，是儒生的“美俗”之用，而帝国高层的儒学化精英教育，则是儒生的“美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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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记载，昭、宣、元、成四朝中，当世名儒任太子师或帝师者甚众。综合《儒林传》和各人的本传，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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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韦氏学，韦贤“兼通《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以《诗》“进授昭帝”，其子玄成传“父业”，为元帝朝太子太傅。(51)另据《儒林传》，“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有汉以来，父子俱为相，韦氏创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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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胜转益多师，先从族叔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又从欧阳氏问，善说礼服。虽曾系狱免为庶人，但因“为学精熟”仍复为宣帝用，并“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其堂兄弟夏侯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虽卒为胜所轻，却也因“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其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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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诗》张氏学，张生之侄“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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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春秋》颜、严之学，严彭祖“为宣帝博士，……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为元帝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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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中为《书》小夏侯弟子张山拊之弟子，“以博士授太子”，为成帝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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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之“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为元帝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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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广为董氏《春秋》传人，邴吉为太傅时，广为少傅。吉迁御史大夫后，广徙为太傅，广兄子受字公子，为太子少傅，叔侄二人均为元帝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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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因郑宽中荐，以《论语》授成帝。代王商为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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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霸师夏侯胜受《尚书》，“以选授皇太子经”，其幼子光因哀帝幼，王莽白太后后为哀帝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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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针对经师如此频繁为傅为相的情况评论说，自“公孙弘以儒相”后，蔡义、韦贤等“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认为他们“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但因此而“持禄保位”则可耻，在政治上“以古制今”更非其所任。(60)作《后汉书》的范晔也注意到西汉前期和末期太子教育的这种不同，他认为，“太宗时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而到宣帝的时候，则“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61)无可讳言，太子教育儒学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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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诸例中，除未明言经师以《易》、乐授太子或皇帝本身外，《诗》、《书》、《春秋》、《礼》、《论语》、《孝经》等皆为传授内容。由此可见，以太子教育为代表的皇族社会，在文化和政治取向上已经完全认同儒学和经术。值得注意的是，韦贤父子、萧望之、张禹、孔光均以明经入仕，教授儒经，官至相位，由此而呈现出经学对家族或个体人生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功用，即班固所说的“利禄”之途，势必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儒学在整个社会层面的传播和影响。另一方面，韦氏父子、夏侯氏三人、疏广叔侄、孔霸父子之为帝王师，与其累世经学的“家业”有关，这既说明经学在民间教育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作为经学传授方法的“家法”或“师法”不仅在基层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正逐步渗透到宫廷教育当中。这样，儒学以经学形式正式步入帝国权力核心层，在思想、教育和学术等层面获得了统治地位。而对儒学统治的确立有莫大贡献的经师们，也名利双收，以致在当时社会政治层面形成“尊师重傅”之风。(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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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成帝与宦官周旋，在保护萧望之的诏书中明确地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63)从经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角度看，这一来自最高统治者对五经大儒的评价，说明以经学为主导的帝国文化秩序与帝国政治秩序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隔离的互动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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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石渠阁经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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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昭、元之际经学开始全面兴盛，意味着汉帝国思想学术已走向繁荣。但问题是，随着经的阐释者及其内容的增多，各经的知识系统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混乱，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时，这种混乱既无法产生“美政”之用，也不利于其“美俗”之风。因此，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帝国文化本身的有序，更不意味着经学将有利于帝国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中兴之主宣帝不可能漠视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更不会静待危机的来临，他十分清楚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他即位之初的“经义决疑”事件，早已深深地影响到他对文化秩序的控制策略。《汉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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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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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这番功夫花得着实不小，十几年的时间，近三十人的《穀梁》经学精英，其目的之一大概是为了弄清《穀梁春秋》，以便知己知彼地挑战当时已经深入社会政治的《公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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