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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八卦卦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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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图引自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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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子”为冬至，“午”为夏至，从“子”开始向左运转到“午”，是阳气萌发到旺盛的过程；而从“午”开始向右运转到“子”，则为阴气萌发至旺盛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的意思。(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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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孟喜以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不同，京房依次以坎、巽、震、兑、艮、离的初爻和四爻共十二爻主二十四节气。又依其纳支说，据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另配以“十二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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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秋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戊，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震宫六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同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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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以正月为岁首，其节气是从立春开始，故从立春到大暑为上半年六个月共十二节气，下半年则是从立秋到大寒十二节气。二者的节气是相互对应的，如上半年正月中的立春对应下半年七月的立秋，二月的春分对八月的秋分，三月的清明对九月的寒露，余者顺次类推。二是“同用”问题，从卦主节气而言，一卦二爻主四个节气，一爻主两个节气，即两个节气同用某卦的某爻，如坎的初六配立春和立秋，六四又配立夏与立冬，余皆类推；从地支配节气而言，如一爻配两节气一样，一支也配两节气，如亥配春分和秋分，卯配大暑和大寒，这也是同用。三是阴阳升降问题，由于京房认为“建子阳生，建午阴生”，(132)即是说自“子”始阳气萌动，自“午”始阴气萌发，则从立春到大暑的上半年是阳之兴，反之，自立秋到大寒的后半年是阴之兴。很明显，这是以阴阳升降来说一年的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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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京房的《易》学思想，无论哪个层面的理论，从原理上讲，都是以阴阳的升降、相对、转化、交合等关系为前提和参照的。而这说明他对“生生”、“变”、“新新”等易理有深度的察悟。京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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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而起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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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不停，生生相续，故淡泊不失其所，确然示人。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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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屯夷，事非一揆，爻象适时，有吉有凶。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逢乱时，出处存亡，其道皆系《易》云。大矣哉，阴阳升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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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段话，可视为京房对自己的思想与人生关系的自我说明。在京房看来，由于“天地运转，气在其中矣”，(135)则易的生生不息之理，即来自于阴阳二气的交互不停。而从“易”之为“变”的角度看，在阴阳交互、八卦相荡的运变过程中，天地万物都是“生生相续”、“新新不停”的，这个过程既是淡泊的自然无为，又是无所不在的通达四方。它是自然的，更是实在的，人能认知它，也应该去察悟它。因为，这个过程所蕴含、体现的吉凶、适变之理，“皆系《易》云”，故《易》对于人世治乱相转和人生出处存亡的意义，“亦复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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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京《易》学的思想史意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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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见的材料表明：先秦《易》学与汉代《易》学有义理阐发与象数发达之别，前者以不断形成的《周易》的“十翼”（即《易传》）为代表，后者则是孟、京《易》学在汉代的大行其道，它们都被立于博士之官，进入官方儒学系统，习京氏者不少，受孟京《易》学影响的更多。到了魏晋之际，王弼注《易》，疏通大略，得意忘言，复又恢复至义理阐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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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的传承来看，《易》书虽然免遭秦火，但在自武帝时期开始渐盛的儒学中，《易》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出于政治教化和帝国行政的需要，当时的儒学人士，多以阐发《尚书》、《诗经》和《春秋》公羊的微言大义为主导。到了孟喜那里，他并没有承续“善为《礼》、《春秋》”的家学，而是遵父命从田王孙学《易》，又因为他得到与《易》相关的阴阳灾变书，故他的《易》学，一方面注重吸收当时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春秋》公羊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把阴阳之义引入自己解《易》的过程中。这样，他通过对“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137)“帝出乎震”，(138)以及《周易》关于阴阳寒暑吉凶等易理易义的深入阐发，建构了包含历法、卦气、占筮等内容的象数易系统。这一以卦气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系统，为后来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学思想以及《易》纬的爻辰说提供了颇为坚实的阐发基础。(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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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作为孟氏《易》学的传人，其直接师承是焦赣，(140)《汉书·京房传》评价京房受学于焦氏后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这一评论，说明了两点：一是生活于西汉后期的京房，随着公羊家们对基于《春秋》和《尚书》的阴阳灾异系统建构的成熟与大量运用，引阴阳灾异入《易》学，除了师承原因外，也是时风的影响和《易》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二是京房本人精于历律、音声，他承续《淮南子》、《月令》等相关的思想资源，(141)把阴阳、五行、星术、占筮、历律、音声等内容融合到他的《易》学思想中，这既是继承，更是创新，比孟氏学更为精深博大。上文的梳理，可谓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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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与现实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看，由于其中起桥梁作用的是人，故某一时期思想的转向与社会政治的变化，都取决于人的思想和行动。孟、京《易》学在西汉中后期享誉士林，且被立于博士官，除了他们阐发的《易》学新义新论外，与二者热衷于介入社会与政治也有关系。(142)据前引《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孟喜“好自称誉”二事，可知孟喜对自己的《易》学是充满自信的，他之所以要自誉其名，目的大概是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京房更是试图以《易》学匡正政治，《汉书·京房传》所记载的京房事迹，除了最初的“考课法”外，其他的都是以阴阳灾异和《易》学为根据上疏论事，故有研究者认为，京房的《易》学是“究灾异之深旨，导政教于正路”，“明占气之术，知将来之休咎”，“探卦候之学，以推天人之变”。(143)京房的《易》学虽精深博大，但壮年的他最后落得个“弃市”的下场，或许正是他过于参与政治的缘故。(144)纵观两汉思想家，现实人生能与政治保持距离者，其人其学都能成其大，前汉有董仲舒，后汉有王充、郑玄；凡与政治纠葛不清者，其学虽大，其生虽或有荣贵，死却非苦即惨，贾谊、京房、刘歆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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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易》学另一重要的意义在于象数《易》学理论和方法的确立。通过对六十四卦的重新阐发，融通天人之义，是孟、京《易》学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当他们努力把阴阳、卦象、爻变、律历、蓍数、占卜都一股脑纳入易卦后，即便如今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天文历法等知识，但其中以卦推天时测人事，以占筮预决吉凶的筮法新体系的形成，既是对义理《易》学的变革，也为象数《易》学流入民间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基础。自此以后，卜筮意义上的《周易》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绵延至今。(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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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刘向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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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在儒家思想史上，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应是刘向。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时（前32），因为重被任用而更名“向”。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146)其父祖相继为宗正（父德、祖辟疆、从曾祖郢客），其高祖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刘向十二岁时，“以父德任为辇郎”。宣帝神爵二年（前60）被擢为谏议大夫，其后因伪铸黄金下狱，其兄以一半家产赎其罪，宣帝“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甘露三年（前51），参与石渠阁会议。元帝即位之初（前48），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他出任宗正，三人与侍中金敞“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谋罢外戚以及宦官弘恭、石显之权，谋泄未行，反与周堪一起下狱，萧望之被罢官。后来，刘向指使亲戚上书讼冤，并指斥外戚宦官弄权，但结果更加触怒了政敌，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亦自杀。元帝永光四年（前40），周堪及其学生张猛（出使西域的名臣张骞之孙）自杀，刘向感伤不已，作《疾谗》、《救危》等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成帝即位的建始元年（前32），刘向被重新启用，任光禄大夫，上书议论郊祀和庙制，其幼子刘歆也在此年为黄门郎。成帝河平三年（前26），“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撰成《洪范五行传论》共十一篇上奏。其后的十年间，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147)自此，刘向不断上疏论政，但几乎都没被采用，至成帝绥和元年四月卒。子刘歆承其校书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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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一生坎坷，虽未得大用，却矢志不渝。史书说他“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些大概得自于他的家风。(148)然而，刘向一生所处的正是西汉帝国的盛衰交替之际，作为深谙儒学的宗室之后，他对汉王朝有非同寻常的忠诚；作为想施能救弊的士大夫，他又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这从他解释自己为何上疏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曾对好友陈汤说：“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149)事实上，这段话是刘向一生心境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儒者心灵和精神的自我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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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述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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