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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终究要归于死，故有“丧服”，“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173)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差等序列，由宗法而来。丧之大者，父丧母丧，故有“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174)殡后乃葬，故有“请启期”的既夕礼；(175)“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176)此为《士虞礼》。至此，如前文所论，汉以“孝”治天下，则此类凶礼，是“孝”的体现。非但普通士人如此，诸侯之士也不例外，故有“诸侯之士祭祖祢”的“特牲馈食之礼”，(177)再向上，即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的“少牢”之礼。(178)按宗法之意，诸侯卿大夫皆为诸侯的小宗，以诸侯王所在一支为大宗，而相对于天子，诸侯又成为小宗，天子为大宗。至此，方有诸侯或天子参与的“有司彻”之礼。(179)这三类礼是“慎终追远”，为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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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刘向对《仪礼》的新编次，隐含的是他对礼学内涵和形式的双重新理解，他一面试图从礼之内容上体现出士人“修身——治国”的古老传统，这是他坚守儒家精神的体现，也是整个先秦思想核心理念——“和”的精神的体现。而在这种“和”的理解上，他几乎扬弃了天人感应的公羊学弊端，而专注于人世的日常生活。这与他上疏中屡屡强调灾异说，有着很大差异，无须多论，这种差异源自礼学与《春秋》学的主旨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力图从礼之仪式上体现出等级变化，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的礼仪在刘向的目次中界限分明，这是儒家差等思想在大一统帝国背景下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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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对礼学的另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阐释是，他用简短的语言对《礼记》（小戴礼）四十九篇的内容作了判断，这是他试图把握《礼记》篇章内容和性质的努力。为简省故，这里只根据郑玄《礼记目录》注，择要列举。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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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制度。（《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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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通论。（《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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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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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丧服。（《曾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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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世子法。（《文王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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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祭祀。（《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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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子法。（《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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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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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乐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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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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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礼。（《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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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事。（《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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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刘向《别录》对括弧中相应各篇所作的判语，虽然判断的详细理由我们无法知道，但综览《礼记目录》，可知刘向把《礼记》四十九篇分为九类：通论、祭祀、制度、世子法、子法、吉事、吉礼、丧服、丧服之礼。其中，属“通论”十六篇，“丧服”十篇，“制度”和“吉事”各六篇，“祭祀”四篇，余者各一篇。需辨析的是，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乐记》都是独立于五十六卷《礼古经》和一百三十一篇《记》之外的。(180)刘向在《别录》中把它们单列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当时已经成册的“经”和“记”，其来源与严格意义上的“礼”是不同的。因为，在先秦总是礼乐并举，而阴阳之类，与礼的差别更大。由此可见，刘向《别录》中所体现出的“史”的意识是明确的。至于他以九类来分判《礼记》，由于《礼记》内容本身繁富而驳杂，这使得其分类在严格的意义上显得并不准确，如《曲礼》多有繁富礼仪和立身处世的态度，是难以归于“制度”的。不过，从上举的九类名称看，有些归纳判断是明显合理的，如《礼运》、《学记》、《中庸》、《大学》归于“通论”，《王制》、《礼器》归于“制度”，《郊特牲》归于“祭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的这些分类，在礼的性质上，他遵从传统意义上的礼有五类的看法，故有吉凶判断；在文本的意义上，他对繁杂的《礼记》进行甄别，故有通论类的判断；在论述对象的意义上，他分别了礼与事的差异，故有吉礼和吉事的区别判断。而在这些意义上，从经学的角度看，刘向的分类不仅有助于对“经”的理解和传授，还启示出《礼记》本身就是一个繁杂的知识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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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向对大戴礼的态度。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向对《仪礼》和《礼记》的校正，显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政治、教育等意识，其对礼学著作的编校努力，事实上奠定了礼学文本框架的基础。否则，郑玄注礼也不会如此注重刘向的诸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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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春秋》。先看《新序》和《说苑》中引《春秋》的情况。按徐复观的研究，两书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左传》，但很少用“春秋”之名或“传曰”引出，这应该与当时《左传》未立于学官，他于秘中校书时另见《左传》有关。(181)而明确以“春秋”名而引的，《新序》有七，《说苑》有二十四。《新序》用《穀梁》之文、义多于《公羊》，《说苑》用《公羊》则多于《穀梁》。这种以“春秋”名出引而其实杂用《公羊》、《穀梁》的情形，正是与这两者在当时都立于学官，其义大行于世有关。(182)所要注意的是，刘向的祖上以《诗》学和黄老术名世，刘向自己则是由诗赋转向《穀梁》学，进而博通《易》学、《尚书》学、礼学等。以其青年时曾专研《穀梁》学五年并参与石渠阁论议的经历来看，其晚年编撰的《新序》、《说苑》却博采《春秋》三传，没有明显的师法家学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向，体现了刘向具有一种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对东汉许多大儒如贾逵、郑玄等或许都潜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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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向对《易》学也有精深的研究，其上疏中频繁征引《周易》来议政，《说苑》也有所引，可为明证。(183)《新序》和《说苑》对《论语》也有许多征引和阐说，加上他曾编撰《战国策》，校理《管子》、《晏子春秋》等，可见刘向学问是何等渊博。限于篇幅，此处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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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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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阴阳和五行思想，总与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此，如前文所析，董仲舒、京房等均有专门的阐论。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宗室之后，他们对汉帝国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其理论的建构，比之前人，也有更多的不同。《汉书·五行志》较为详细地选录了西汉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对刘氏父子有关洪范五行的论说，录存尤多。据史家白寿彝研究，《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与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与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五行志》同时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但其观点与其父有很多不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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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对照《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中刘向上疏所论的阴阳灾异事，与卷二十七《五行志》所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材料，刘向疏中所论，于《五行志》中几乎都有记载（参本节脚注）。故《刘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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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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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有明确主旨的，即把阴阳灾异理论与西汉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今之事有相类处，故他对春秋灾异与汉时灾异，也颇有推类性的思考。基于此，刘向在永光元年（前43）的上疏中，表达了他对帝国社会政治的忧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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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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