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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祭祀。（《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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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子法。（《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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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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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乐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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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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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礼。（《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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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于《别录》属吉事。（《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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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刘向《别录》对括弧中相应各篇所作的判语，虽然判断的详细理由我们无法知道，但综览《礼记目录》，可知刘向把《礼记》四十九篇分为九类：通论、祭祀、制度、世子法、子法、吉事、吉礼、丧服、丧服之礼。其中，属“通论”十六篇，“丧服”十篇，“制度”和“吉事”各六篇，“祭祀”四篇，余者各一篇。需辨析的是，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乐记》都是独立于五十六卷《礼古经》和一百三十一篇《记》之外的。(180)刘向在《别录》中把它们单列出来，是因为它们有别于当时已经成册的“经”和“记”，其来源与严格意义上的“礼”是不同的。因为，在先秦总是礼乐并举，而阴阳之类，与礼的差别更大。由此可见，刘向《别录》中所体现出的“史”的意识是明确的。至于他以九类来分判《礼记》，由于《礼记》内容本身繁富而驳杂，这使得其分类在严格的意义上显得并不准确，如《曲礼》多有繁富礼仪和立身处世的态度，是难以归于“制度”的。不过，从上举的九类名称看，有些归纳判断是明显合理的，如《礼运》、《学记》、《中庸》、《大学》归于“通论”，《王制》、《礼器》归于“制度”，《郊特牲》归于“祭祀”，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刘向的这些分类，在礼的性质上，他遵从传统意义上的礼有五类的看法，故有吉凶判断；在文本的意义上，他对繁杂的《礼记》进行甄别，故有通论类的判断；在论述对象的意义上，他分别了礼与事的差异，故有吉礼和吉事的区别判断。而在这些意义上，从经学的角度看，刘向的分类不仅有助于对“经”的理解和传授，还启示出《礼记》本身就是一个繁杂的知识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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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向对大戴礼的态度。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向对《仪礼》和《礼记》的校正，显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政治、教育等意识，其对礼学著作的编校努力，事实上奠定了礼学文本框架的基础。否则，郑玄注礼也不会如此注重刘向的诸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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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春秋》。先看《新序》和《说苑》中引《春秋》的情况。按徐复观的研究，两书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左传》，但很少用“春秋”之名或“传曰”引出，这应该与当时《左传》未立于学官，他于秘中校书时另见《左传》有关。(181)而明确以“春秋”名而引的，《新序》有七，《说苑》有二十四。《新序》用《穀梁》之文、义多于《公羊》，《说苑》用《公羊》则多于《穀梁》。这种以“春秋”名出引而其实杂用《公羊》、《穀梁》的情形，正是与这两者在当时都立于学官，其义大行于世有关。(182)所要注意的是，刘向的祖上以《诗》学和黄老术名世，刘向自己则是由诗赋转向《穀梁》学，进而博通《易》学、《尚书》学、礼学等。以其青年时曾专研《穀梁》学五年并参与石渠阁论议的经历来看，其晚年编撰的《新序》、《说苑》却博采《春秋》三传，没有明显的师法家学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向，体现了刘向具有一种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对东汉许多大儒如贾逵、郑玄等或许都潜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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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向对《易》学也有精深的研究，其上疏中频繁征引《周易》来议政，《说苑》也有所引，可为明证。(183)《新序》和《说苑》对《论语》也有许多征引和阐说，加上他曾编撰《战国策》，校理《管子》、《晏子春秋》等，可见刘向学问是何等渊博。限于篇幅，此处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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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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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阴阳和五行思想，总与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此，如前文所析，董仲舒、京房等均有专门的阐论。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宗室之后，他们对汉帝国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其理论的建构，比之前人，也有更多的不同。《汉书·五行志》较为详细地选录了西汉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对刘氏父子有关洪范五行的论说，录存尤多。据史家白寿彝研究，《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与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与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五行志》同时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但其观点与其父有很多不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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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对照《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中刘向上疏所论的阴阳灾异事，与卷二十七《五行志》所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材料，刘向疏中所论，于《五行志》中几乎都有记载（参本节脚注）。故《刘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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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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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有明确主旨的，即把阴阳灾异理论与西汉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今之事有相类处，故他对春秋灾异与汉时灾异，也颇有推类性的思考。基于此，刘向在永光元年（前43）的上疏中，表达了他对帝国社会政治的忧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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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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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考路向，在《五行志》的记载中颇多。且举二组例证，以说明刘向的阴阳灾异观。先看关于鸟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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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雊鹆来巢”。……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雊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雊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雊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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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鹙，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悟，卒以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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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野外，是臣逐君；宣帝取代昌邑王，是外藩入继。二事性质不同，不可视为同类。但刘向注重的是这两件事：昭公时“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与昭帝时“野鸟入处”，它们都预示由祥转灾，但昭公和昌邑王却都没能明晓它们蕴含的阴阳灾异之理。(189)昭公仓促攻打季氏，与昌邑王登位后过度淫乐，二者都有“急暴”的致命弱点。其结果是二者都“亡”了。刘向如此说灾异，正是要劝诫君主应该从各种灾异中自省，应有理有度地行使君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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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树木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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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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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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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僭君权是刘向疏中一直论说的问题，也是他从春秋灾异事中总结出来的。僖公三十三年的冬天，李和梅结果子，被《春秋》记载，以示“阴成阳事”，说明臣僭君权而作威作福。这种“草妖”之异，在元帝初元四年（前44）也有出现，故刘向认为元帝皇后曾祖父墓门柱子上生出枝叶，也是“阴成阳事”，显示的是“王氏贵盛”，是“下失臣道”的显现。(192)故刘向在上疏中说：“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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