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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谶记”对帝国大事——“改元”也有直接影响。王莽居摄三年（8），他以谶书为由，开始自己的篡位活动。王莽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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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前7）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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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夏之事屡遭刘向父子反对，二者也都没得善终。(27)哀帝改元没过两个月就下诏说“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夏贺良等伏诛。(28)而王莽却以此为由，强行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虽为悖谬，却也可看出他对“谶”事的重视。因为“谶记”的原因第三次改元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国之时。严格说来，那不是改元，而是“建元”。建武元年（25）四月，刘秀以前在太学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9)刘秀因此而设坛场来祀祝。到了六月，刘秀即位，他在祝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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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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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欲推还就中，刘秀“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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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图谶”之类为刘秀的登位制造了有利的舆论和政治氛围，“善谶”的刘秀在帝国的行政中也常以“谶”用人决事。如选任三公之人，光武帝有时即据“图谶”之言。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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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即位，以谶文（引注：据《东观汉纪》谶文为“孙咸征狄”）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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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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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类据“图谶”以任官的情形不同，对那些反对“图谶”的人，光武帝则罢斥之。史载，东汉初年，在选择灵台的地址时，光武帝向桓谭咨询说：“吾欲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自己不读谶，并“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气得要“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随后桓谭即从给事中任上被贬为六安郡丞。(34)大儒郑兴也有类似遭遇，当光武帝向他咨询郊祀事说“欲以谶断之”时，郑兴说自己“不为谶”，光武帝也很生气。郑兴为古学兴起的奠基人之一，在当世享有盛誉，“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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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光武帝不仅信谶用谶，还亲自讲“图谶”，命大臣校理“图谶”。《东观汉纪》说光武帝自即位后即“按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36)又说他在平定公孙述和隗嚣的时候，“犹以余闲讲经艺，发图谶”。(37)大概是“图谶”之类过于庞杂，光武帝觉得有编纂校理的必要。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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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以（尹）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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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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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条记载可见，王莽时期曾对“图谶”作过编纂，只是光武帝不满意，故令尹敏和薛汉等人校理。就这样，“图谶”之类于两汉之际在各个层面都盛行起来，到了光武帝的晚年，他对“图谶”更为重视，于临死前一年的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40)至此，图谶终于以定本和公开的方式融入东汉帝国的正统当中。自此而后，“显宗肃宗因祖述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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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图谶”在两汉之际虽大为盛行，但由于“谶记”往往涉及皇权迭代，故臣子对它们颇为忌讳，功臣窦融也不例外，他甚至不愿儿子看到“谶记”。(42)而对那些伪造“图谶”者，纵然是皇兄，也不免自杀的命运，如楚王刘英（明帝庶兄）在明帝永平十四年（71）自杀，其罪名之一即是“造作图谶”。(43)大概正是这些原因，加上“图纬”多与衍说“经”义相关，使得后汉儒者多习“图纬”而少学“图谶”。然而，这并不意味“谶”作为解释和理解人世的一种方式而湮灭不存，相反，它自有其延续下去的深层原因。不然，大儒郑玄死前两个多月不会以“谶”断梦，“知命将终”。(44)如果以现代的理论术语来说，“图谶”应属于社会迷信与政治神话的混合体，它在汉后一直被诟病，多与政治性有关。而它作为古人理解和解释人事的方式，融入后来兴起的道教和佛教，潜隐在整个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与宗教的演进过程中。如今民间依然流传各种谶语，民间宗教中也有所谓的“求签”、“画符”等活动，这些大概与“图谶”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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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谶纬与汉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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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文经学于西汉中后期兴盛的大背景下，由于“图谶”内容过多关涉皇权命运，而且经常被野心人物用来夺权谋私，故它不仅较少具备对“经”本身内容的承续和阐发，还会陷入荒诞和迷信的深渊；“图纬”则不同，其自身与“经”之间即有内容上的承续性，而其兴起又与今文经学的兴盛过程几乎同步，这决定了它与擅长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在方法上即有共通之处。不过，无论“图谶”还是“图纬”，都免不了比附、过度发挥乃至荒诞妄说等缺陷。从谶、纬在历史上的演变进程看，这些缺陷既造成了它们与今文经学相类的繁琐，又为二者在后世的杂而难分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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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纬书的种类与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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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中所谓的“纬书”，主要是指《河图》、《洛书》和“七纬”。就纬书内容的先后关系看，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谶”最古，谶不引纬，纬多引谶。而关于纬书文本，现今研究基本都认可《河图》、《洛书》在先，“七纬”之书在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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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图》、《洛书》，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周易·系辞》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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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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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其他如《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礼记·礼运》等先秦类典籍中都有“河图”的说法。(46)一般而言，《河图》指八卦之初，《洛书》指《尚书·洪范》中所说的“九畴”之类。(47)综合起来看，《河图》、《洛书》不外乎是说圣人通过观晓天地之道而为人类制作出文明法则。二者本来面目如何，如今已难知晓，今见的《河图》、《洛书》为唐后人所辑。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中载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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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纬”，李贤注《汉书·樊英传》“《河》、《洛》七纬”而列出的“七纬”三十五篇的篇名，以及《隋书·经籍志》有关“谶纬”书目的序论最为论者常引。李注篇名见表十，《经籍志》所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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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氾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诀》、《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纬之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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