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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兼通“小学”。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的校理必赖“小学”方可读可传,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一文,详辨两汉通“小学”的古文经传传人六位,其中属西汉的有张敞、桑钦。(49)考《汉书·杜邺传》,杜邺的母亲是张敞女,后从其舅张吉问学,“得其家书”,而“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50)《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51)杜林是著名的漆书古文《尚书》的发现者,此证“小学”与古文经传传人的关系,决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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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都是当世的干才名臣。前见张苍为名相,贾谊为高才,昭、宣之际的张敞“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刚柔有度,在京兆尹任上颇有政声。(52)宣、成之世的张禹官至丞相并封侯,其为政声名虽不佳,但其才干学问则为世所崇,至其致仕家居,还“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其《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今见《论语》的底本即以此为主。(53)而“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的翟方进,更是西汉成帝时的名相,号为“通明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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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地断定郑玄为古文经学家一样,以上所举,都非严格的师法意义上的古文经学家,故名之为经传的“传人”,而不是说他们为某家某师的“传人”。其学之“通”,实际上预示出东汉的古文经学家也必为“博通之士”,但与他们都是高位名臣不同,东汉的古文学者尤其是后期的古文大家如马融、郑玄等,都是位卑而学尊。此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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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通人之学相对,另一种情形也值得注意。《汉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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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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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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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说“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55)从其记载看,没有很好的经传文本(“无章句”),加上他们各自的固步自封,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易》家这种狭隘相比,《礼》家则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汉书·儒林传》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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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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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过,《士礼》即《仪礼》,与古文《逸礼》有扯不清的瓜葛。(57)高堂生师徒四代,渐次可谓每况愈下,要么不能通经,要么能而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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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易》、《礼》古学的这种情形表明,不通古今学,不知“小学”,又没有超群的才性和可靠的学问渊源,则其学必衰。古《礼》的发扬光大,经由郑玄才得以实现,《易》学经由荀爽、虞翻、王弼,才重现光芒,便是明证。而所谓“古文经学”的显明,即自通人刘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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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文经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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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人最重师法”,(58)“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9)此为深识,后世遂以为定论。但他所谓师法、家法,均就今文经学而言,(60)皮氏以师法、家法为尊经、解经、传经的要津,故他对“混乱”今文师法、家法的刘歆和郑玄格外加诸恶辞。皮氏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理由是“刘歆创立古文经,汩乱今文师法”。(61)论郑玄则说他“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又说“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以此断论“郑学盛则汉学衰”。(62)其实,无论皮氏的这种批判是否有道理,他的批评都显现出刘歆和郑玄另有迥异于师法与家法的传、解经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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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要变得可读可传所必须具备的四要素,以及古文经传传人多有“小学”素养。在此,我们仅就史料所见,对西汉时期古文经传的传授方法略作分析,以见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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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写”。《汉书·艺文志》序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时在元朔五年(前124)。(63)这说明经学兴起之初,对书本身的抄写和整理工作已经被中央政府所重视。而如前文所论,在此之前的河间献王刘德那里,抄写民间的献书更是必做的事情,即所谓“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64)两种情形说明,对各类典籍进行缮写乃至校理,是当时好儒者的重要事务之一。古文经传因非当时通行字体,自然更会在抄写之列。但仅有抄写或摹本还不够,必须有人能把它们“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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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读”,即“以今文读之”。按司马迁所说,高祖时期“未暇遑庠序之事”,这意味着经的传授只能是授者各自为法,难有定则。文景之世,征耆学为博士者不少(参表十二),虽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5)但这已经意味着那些博士及其传授之法具有示范的意义。且看《史记·儒林传》的两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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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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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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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为汉代《鲁诗》鼻祖,瑕丘江生为《穀梁》宗师,二者同属今文。钱穆以为“故、训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申公的“为训”而“无传”,实际上即是《鲁诗》的传授方法。(68)而公孙弘对《穀梁》义的“集比”,即是他传《春秋》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武帝未立群经之前,今文群经已经有了自己传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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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申公相类,贾谊也“为《左氏传》训故”,(69)即贾谊为《左传》疏通大义。这说明在学术壁垒形成前,学者的解经之法有其共通处。但在古文经传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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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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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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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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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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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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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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