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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兼通“小学”。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的校理必赖“小学”方可读可传，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一文，详辨两汉通“小学”的古文经传传人六位，其中属西汉的有张敞、桑钦。(49)考《汉书·杜邺传》，杜邺的母亲是张敞女，后从其舅张吉问学，“得其家书”，而“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50)《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51)杜林是著名的漆书古文《尚书》的发现者，此证“小学”与古文经传传人的关系，决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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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都是当世的干才名臣。前见张苍为名相，贾谊为高才，昭、宣之际的张敞“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刚柔有度，在京兆尹任上颇有政声。(52)宣、成之世的张禹官至丞相并封侯，其为政声名虽不佳，但其才干学问则为世所崇，至其致仕家居，还“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其《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今见《论语》的底本即以此为主。(53)而“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的翟方进，更是西汉成帝时的名相，号为“通明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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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地断定郑玄为古文经学家一样，以上所举，都非严格的师法意义上的古文经学家，故名之为经传的“传人”，而不是说他们为某家某师的“传人”。其学之“通”，实际上预示出东汉的古文经学家也必为“博通之士”，但与他们都是高位名臣不同，东汉的古文学者尤其是后期的古文大家如马融、郑玄等，都是位卑而学尊。此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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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通人之学相对，另一种情形也值得注意。《汉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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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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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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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说“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55)从其记载看，没有很好的经传文本（“无章句”），加上他们各自的固步自封，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易》家这种狭隘相比，《礼》家则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汉书·儒林传》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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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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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过，《士礼》即《仪礼》，与古文《逸礼》有扯不清的瓜葛。(57)高堂生师徒四代，渐次可谓每况愈下，要么不能通经，要么能而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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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易》、《礼》古学的这种情形表明，不通古今学，不知“小学”，又没有超群的才性和可靠的学问渊源，则其学必衰。古《礼》的发扬光大，经由郑玄才得以实现，《易》学经由荀爽、虞翻、王弼，才重现光芒，便是明证。而所谓“古文经学”的显明，即自通人刘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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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文经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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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人最重师法”，(58)“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9)此为深识，后世遂以为定论。但他所谓师法、家法，均就今文经学而言，(60)皮氏以师法、家法为尊经、解经、传经的要津，故他对“混乱”今文师法、家法的刘歆和郑玄格外加诸恶辞。皮氏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理由是“刘歆创立古文经，汩乱今文师法”。(61)论郑玄则说他“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又说“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以此断论“郑学盛则汉学衰”。(62)其实，无论皮氏的这种批判是否有道理，他的批评都显现出刘歆和郑玄另有迥异于师法与家法的传、解经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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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要变得可读可传所必须具备的四要素，以及古文经传传人多有“小学”素养。在此，我们仅就史料所见，对西汉时期古文经传的传授方法略作分析，以见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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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写”。《汉书·艺文志》序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时在元朔五年（前124）。(63)这说明经学兴起之初，对书本身的抄写和整理工作已经被中央政府所重视。而如前文所论，在此之前的河间献王刘德那里，抄写民间的献书更是必做的事情，即所谓“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64)两种情形说明，对各类典籍进行缮写乃至校理，是当时好儒者的重要事务之一。古文经传因非当时通行字体，自然更会在抄写之列。但仅有抄写或摹本还不够，必须有人能把它们“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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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读”，即“以今文读之”。按司马迁所说，高祖时期“未暇遑庠序之事”，这意味着经的传授只能是授者各自为法，难有定则。文景之世，征耆学为博士者不少（参表十二），虽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5)但这已经意味着那些博士及其传授之法具有示范的意义。且看《史记·儒林传》的两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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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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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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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公为汉代《鲁诗》鼻祖，瑕丘江生为《穀梁》宗师，二者同属今文。钱穆以为“故、训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申公的“为训”而“无传”，实际上即是《鲁诗》的传授方法。(68)而公孙弘对《穀梁》义的“集比”，即是他传《春秋》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武帝未立群经之前，今文群经已经有了自己传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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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申公相类，贾谊也“为《左氏传》训故”，(69)即贾谊为《左传》疏通大义。这说明在学术壁垒形成前，学者的解经之法有其共通处。但在古文经传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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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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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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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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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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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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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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