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3760
1702033761
四、“古文经学”的形成
1702033762
1702033763
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人最重师法”，(58)“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9)此为深识，后世遂以为定论。但他所谓师法、家法，均就今文经学而言，(60)皮氏以师法、家法为尊经、解经、传经的要津，故他对“混乱”今文师法、家法的刘歆和郑玄格外加诸恶辞。皮氏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理由是“刘歆创立古文经，汩乱今文师法”。(61)论郑玄则说他“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又说“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以此断论“郑学盛则汉学衰”。(62)其实，无论皮氏的这种批判是否有道理，他的批评都显现出刘歆和郑玄另有迥异于师法与家法的传、解经传的方法。
1702033764
1702033765
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要变得可读可传所必须具备的四要素，以及古文经传传人多有“小学”素养。在此，我们仅就史料所见，对西汉时期古文经传的传授方法略作分析，以见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1702033766
1702033767
一是“写”。《汉书·艺文志》序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时在元朔五年（前124）。(63)这说明经学兴起之初，对书本身的抄写和整理工作已经被中央政府所重视。而如前文所论，在此之前的河间献王刘德那里，抄写民间的献书更是必做的事情，即所谓“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64)两种情形说明，对各类典籍进行缮写乃至校理，是当时好儒者的重要事务之一。古文经传因非当时通行字体，自然更会在抄写之列。但仅有抄写或摹本还不够，必须有人能把它们“读”出来。
1702033768
1702033769
二是“读”，即“以今文读之”。按司马迁所说，高祖时期“未暇遑庠序之事”，这意味着经的传授只能是授者各自为法，难有定则。文景之世，征耆学为博士者不少（参表十二），虽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5)但这已经意味着那些博士及其传授之法具有示范的意义。且看《史记·儒林传》的两则记载：
1702033770
1702033771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66)
1702033772
1702033773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67)
1702033774
1702033775
申公为汉代《鲁诗》鼻祖，瑕丘江生为《穀梁》宗师，二者同属今文。钱穆以为“故、训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申公的“为训”而“无传”，实际上即是《鲁诗》的传授方法。(68)而公孙弘对《穀梁》义的“集比”，即是他传《春秋》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武帝未立群经之前，今文群经已经有了自己传授方法。
1702033776
1702033777
与申公相类，贾谊也“为《左氏传》训故”，(69)即贾谊为《左传》疏通大义。这说明在学术壁垒形成前，学者的解经之法有其共通处。但在古文经传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儒林传》载：
1702033778
1702033779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70)
1702033780
1702033781
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1702033782
1702033783
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1702033784
1702033785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1702033786
1702033787
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1702033788
1702033789
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1702033790
1702033791
四是“解”，即“引传文以解经”。刘歆在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受诏与其父一起校书，到刘向卒时的成帝绥和元年（前8），父子校书已有近二十年，绥和二年，刘歆即以侍中身份承父业领校群书，稍后即建议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时刘歆应在四十岁以上。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刘歆又曾有《尔雅注》三卷。明析了这些事实，再看《汉书·刘歆传》的记载：
1702033792
1702033793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76)
1702033794
1702033795
这里所说的刘歆“校秘书”而见《左传》，当是河平年间事。以此，到刘歆建议立古文学官时，他好《左传》已近二十年，且在此期间，刘歆不仅就《左传》问题向父亲问难（见下文），还与通《左传》的尹咸共同校理，并向好《左传》的丞相翟方进问难，由此可见刘歆对《左传》研读的时间之长，涉问面之广。唯有如此，他才能超越以前贾谊等人用“训故”解《左传》的方式而另辟新途。这就是他“引传文以解经”，即以经、传文字内容互证的方式，重新解《春秋》和《左传》。按照钱穆对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的辨析，(77)“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78)则班固所说《左传》的“章句义理备焉”，其“章句”可能即是指此。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古文经传是否有章句，在刘歆那里，《左传》在其争立古文经传前，即已具备了与今文经传同样形式的传授文本形态。
1702033796
1702033797
此外，《后汉书》中有两则同刘歆关系密切的记载，也不可忽略。择要录之如下：
1702033798
1702033799
（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79)
1702033800
1702033801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奋弟）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子嘉）作《左氏说》云。(80)
1702033802
1702033803
郑兴和孔奋是两汉之际人，在光武朝都位至二千石。这些情况说明，刘歆的《左氏》学在两汉之际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郑兴、孔奋等人都愿意从其学问。而且，他们要么遵命“撰条例、章句、传诂”，要么自己作经注。这意味着，古文经传不仅有确切的传人，而且其传人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著书立说的古文家了。
1702033804
1702033805
与所谓的“师法”与“家法”成就了今文经学相类，古文经传之所以能在西汉定型，到东汉光大，也有赖于上述读经、注经、解经方法的形成。无论从古文经传的定型，还是从其传授方法，或是从其传人，或是从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以可见的材料来看，古文经学在刘歆那里正式形成了。与郑兴、孔奋相类，在新莽和光武时期，通漆书古文《尚书》的杜林（光武末为大司空，号为“任职相”）、精《毛诗》和古文《尚书》的卫宏（光武时为议郎）等人都开始显贵起来。这意味着，古文家们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今文之士分庭抗礼了。
1702033806
1702033807
1702033808
1702033809
[
上一页 ]
[ :1.702033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