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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今古两方如何纷争,如何辩难,无论其理论的异同如何,就汉代的情形而言,所有这些内容都离不开中央朝廷所搭建的尊儒平台。而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角度讲,这些纷争与这个平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即是儒学、儒者与政治的关系。当西汉中期儒学和东汉前期儒学“极盛”之时,它们之间是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正如东、西汉末年所显现出的情形:每一段良好的互动之后,三方都会发生不利于彼此的变异,以致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由此,汉代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存在某种吊诡的关系。章学诚有段话,可以作为经学与政治这种吊诡关系的注解。他说:“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110)此是卓识,更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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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制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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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争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四次争论的双方都抓住《左传》不放。即,《左传》是争论双方的焦点所在。这主要是因为《春秋》负载着儒家有关历史和政治的思想,公羊、穀梁、左氏到底谁是《春秋》的正统,涉及的不仅是经传的关系问题,其隐含的是三传的阐释者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由于今文注重“经世致用”,自《公羊》学被武帝尊兴之后,今文其他诸经传的传承者也同时加入到以“经学”影响社会和政治的洪流中。于是,“阴阳灾异”、“《春秋》决狱”、“明经入仕”这些极具今文经学特色的理论与现象,在汉代政治、法律、官制各层面层出不穷。如前论京房、刘向等人对“阴阳灾异”的阐释,宣帝即位之际的“假太子”事件,今文五经大儒频繁地为丞相和帝师等等,无不显现出经学所具有的现实魅力。而在古文经学形成后,其“实事求是”的特质,决定了它必须要在学理上对“经”之“实”与“是”是什么作出探究和交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文人近乎天然的“慕古”情结,在现实社会和政治都处于衰坏的情势下,使得他们对三代圣王之制的追慕,显得更为迫切和执著。于是,在“明经”以“致用”的功利化今文家和“崇古”以“更化”的慕古型古文家对经传的阐释中,在什么是好制度的问题上,二者显现出巨大的差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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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廖平等人对今古文经学礼制问题的研究,孙筱重新修正出一份《今古文制度异同表》(表十三)。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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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今古文经学制度异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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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引自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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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应稍作说明的是,今文家的主张,基本是对秦汉现实社会与制度的总结和变通,而古文家的主张,主要来自《周礼》(《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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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建”,是历来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以此引发出大一统帝国是封建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时段为何等诸多争议。从学理上讲,五服及其具体等次的情形因历史太过遥远和复杂,并没有什么清晰确凿的证据说明今古文双方所主张的序次得到了长期的严格施行。但在其中的“封国”问题上,则史有明证。如西汉时期中央政权权威的确立,即是以景帝时期的“削藩”为基础的。(111)今文家强调不封国,是以削弱乃至取消诸侯王权力的方式,来强化皇帝和中央朝廷的权威;古文家所主张的封国,是想把血缘宗法关系向制度层面拓展,它既是《周礼》相关内容的体现,也是古文家试图解决西汉不断出现的诸侯王反叛被杀问题,试图避免诸侯反叛给帝国社会政治带来极大伤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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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制,汉承秦制是史家的共识,三公九卿更是西汉所长期奉行的行政体制。今文家主张三公九卿,说汉制由其创立自然不妥,但说其有维护现行制度之意,还是近乎历史事实的。古文《周官》的体制虽然以天地四时分“六官”,体现了所谓的“天人合一”精神,但古文家在西汉末年和东汉中后期天子德能日下、权威旁落的情形下,试图以“保”“傅”之官培育“圣王”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今文主张无“世卿”,其实是为自身不断以“明经”参政获取合法途径,其所谓的“选举”,其实是两汉长期奉行的察举制度。(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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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诸如礼制、税制等层面,前人多有所论,在此略而不述。(113)简而言之,今文家的主张在乎现实及其维护,古文家的主张在乎改变现实,但由于古文家的主张太过拘泥于“崇古”,与其学术上的“求是”精神又是相背的。或许,这正是古文家命运坎坷的隐秘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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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注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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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世的眼光看,今古文家之间的纷争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就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双方的各类著作(当然也包括争论所形成的著作)却意义重大。就史料性质而言,作为当时思想家的学术和思想精华的结晶,后人借此可以知晓当时学术思想的真实面目;就思想传承而言,这些著作本身既是传承先秦思想的载体,又成为启发后人思想的资源。下面,我们对史籍所记载的两汉经注名目及其相应著作等情形进行详细列表,而后略做分析,以期呈现其大致面目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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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两汉注经名目、作品、人物、流派及其影响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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