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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本表中的名目、人物、书名、篇数、流派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儒林传》、相关各人的本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相关辨析而成。2.“名目释义”栏中的释义，由索隐相应典籍及人物著作而来。3.“师承与影响”栏中内容，综略前揭典籍中的志与传、唐人注疏之言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对相应篇目的辨析而有。4.表中“今”、“古”分别表示今文学和古文学，“合”指综合今古文。5.表中各栏空白处表示相应内容无法考定。6.《经籍志》所载与《艺文志》等有异者，如《经籍志》中载颖容有《春秋释例》十卷，而《后汉书·儒林传》则载其书为《春秋左氏条例》，从《艺文志》或各传所载。7.两汉书多载“难”、“问”、“议”之类，因其非解经之作，故不入本表，郑玄、何休亦有关于经传的“膏肓”、“废疾”等争论，以其非解经文体，亦不入本表；归入本表“章句”之《论语》、《孟子》，与汉时的“经”本无干系，仅因二者为今见之范本，影响至巨。8.表中所引原文为共识者，为简省故，不具出处；引有歧解者或有疑阙需说明者，则具明出处；查无古说与定论者，则下己意以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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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两汉经学家注经的细目有二十六类之多，略归其属，仍有十六类：一为“传”，二为“章句”，三为“记”，四为“说”，五为“义”，六为“故”（诂），七为“解”，八为“注”，九为“释”，十为“微”，十一为“笺”，十二为“论”，十三为“训”，十四为“异同”，十五为“删”，十六为“条例”。下面，对它们与今古学的关系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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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章句、传、记、说四类作品绝大多数都为《汉书·艺文志》所载，考虑到《艺文志》是班固删取刘歆《七略》的结果，而刘歆又于新莽地黄四年（23）自杀，则可知这四类经注绝大多数为西汉作品。“章句”类中，除却《月令》、《论语》、《孟子》这类与汉时“经”无关的作品，以及卢植的著作外，余者全为今文家所作；“传”类除《毛诗传》、荀爽的《易传》和贾逵的《毛诗》与《周官》之“传”外，余者也都为今文家作品；“记”类作品除景鸾、周防为东汉人，表中其他作品也都为《艺文志》所载，由此推知其为今文家所著者多。“说”类除马融、孔嘉的作品外，余者也是今文家之作。考虑这四类作品在表中所占篇幅超过五分之三，则这四类经注名目所示，即可视为是今文家注经解经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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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释、笺、训、删、同异五类中没有今文家作品，“注”类中只有张楷一人为今文家，“条例”类中只有荀爽一人不可定，其余的“注”、“条例”类作品全是古文家或以古文为主要倾向者的作品。也就是说，释、笺、训、删、同异、注、条例共七类经注所示，可视为古文家注经解经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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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故与解二类作品中，今古文家几乎各半，其中《诗》类之“故”，全为今文经传系统。前文已经指出过，“故”为经学未兴前汉初经师共通的传经之法，而“解”又是多与故（诂）相连，因此这两类方式，即为今古文家共通经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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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论”。“论”类六部作品中，最早的是《石渠礼论》，应该是戴圣对石渠阁会议有关“礼”之争论的记载。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是《汉书·刘向传》中的说法，在《艺文志》中没有这部书，列在刘向名下的是《五行传记》，如果是一书二名的话，则应该以《艺文志》所说为主而可以归入“记”类。这样，其他的四部书都是东汉作品，三部关于五经的，一部是专论《易》的。无论其所论对象为何，这类名目都与“通”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东汉的今古文家那里，在随文具说之外，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以贯通的方式来看待五经或某一经。而“大义”之类，即“义”类著作，应该是与其相匹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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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只有“微”类茫不可考，但从此类作品中三有其二为《左氏》的情形看，探迹索隐、钩沉其义应该是其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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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两汉的今文家们以章句、传、记、说等为主要方式注经解经，而东汉的古文家们则以释、注、笺、训、删等为主要方式对经传进行考释和删简，并以比较“同异”的方式去发现经传的优劣。另一方面，他们在运用共通经注方式的同时，也都在为注、解经传寻找更好的途径。最终，他们中的那些“通人”发现，只有跨越分野的鸿沟，正视差异，消弥偏见，才有出路可言。于是，在东汉的中后期，不仅“师法”和“家法”遭到挑战和批评，章句、传、记等类今文著作也被严重删削。在此过程中，注、解经传的新方法被发现和应用，甚至连新思想都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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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两汉经传传承谱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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