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4390
1702034391
对于法家，扬雄认为：
1702034392
1702034393
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说之不合，非忧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35)
1702034394
1702034395
韩非子讲求法、术、势，最终却死于采用其说的秦国之政。扬雄认为，韩非子的死与其书没有关系，而与其“道”有关系。由于韩非子的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也孜孜以求得到秦王的任用，为此，韩非甚至会献媚谄谀无所不用。扬雄则认为只要恪守圣人之道，其说其人是否用于当世，都非自己所能决定，更没必要为此忧惧。以扬雄自己的人生路向看，他追寻儒家圣义，不求闻达，当自己觉得不能见用于当世时，便著书立说以求传道于后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扬雄对韩非子的态度，是扬雄自己发扬孔子“人能弘道”的立世观念的体现。
1702034396
1702034397
综合看来，扬雄认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36)这是说，道、法、墨、阴阳诸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致命缺憾。与对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式吸收不同，在《法言》中，扬雄对孔孟和儒家极度褒扬。比如，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37)最为重要的是，扬雄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家和谶纬学说以孔子为“素王”或“圣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孟子与孔子无异。扬雄说：
1702034398
1702034399
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38)
1702034400
1702034401
允，信之义；蹈，行之义。在扬雄看来，孟子不仅能立说传道，还能身体力行地弘道。与孟子相比，其他思想家只是以理性（“知”）析理与事，而孟子与孔子一样，智慧地生活，刚健地弘道。进一步地，扬雄还以孟子自况。他说：
1702034402
1702034403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39)
1702034404
1702034405
孟子以批判杨朱、墨子学说为己任，其刚勇前行的姿态，正合孔子以弘毅君子为儒者的定位。扬雄认为今文学者和谶纬学说遮蔽了圣人之道，他想以孟子为榜样，拨云见日，呈现圣人之道的真面目，也算是延续孔子“志于道”和孟子“立乎其大者”的弘道努力。
1702034406
1702034407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研究者往往认为韩愈乃至朱熹之后，孟子在儒家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才升高，以扬雄这样的评价看，此论有违史实。
1702034408
1702034409
（二）“尚智”、“尚勇”的人生取向
1702034410
1702034411
扬雄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人应该有“智”（智慧）的追求和运用。《问明》载：
1702034412
1702034413
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杀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为帝《谟》，杀身者远矣；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40)
1702034414
1702034415
皋陶对大禹建言“身修”、“知人”、“安民”、“九德”（均为《尚书·皋陶谟》条目）的平天下要旨，箕子向武王陈“五行”、“五事”、“八政”、“三德”（均为《尚书·洪范》条目）等为政之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洞明幽微的“智”，并充分加以运用。
1702034416
1702034417
进一步地，《寡见》又载：
1702034418
1702034419
或曰：“奔垒之车，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沉。大寒而后索衣裘，不亦晚乎？”(41)
1702034420
1702034421
如同天寒地冻才找保暖服装穿，实际上已经晚了的道理一样，如果灾难已经发生了，那智慧对灾难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在扬雄看来，智慧发挥最显著处，在于它能洞幽察微，防患于未然。扬雄劝诫哀帝“留意于未乱未战”，主张接纳匈奴使者，即是此意。
1702034422
1702034423
另一方面，扬雄认为“智”之所用也要有度，他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42)法家所谓的“诈”、“术”，儒家所谓的章句，虽然也是“知”的运用，但由于用非其道，用了反倒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坏处，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智之效能的发挥，首先在于它是否能够判别何处不可用。
1702034424
1702034425
然而，仅仅是“尚智”还不够，人要成为人，还必须有“勇”。《渊骞》载：
1702034426
1702034427
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43)
1702034428
1702034429
在扬雄看来，荆轲之“勇”，与君子之德比起来，只能算是“大盗”之勇，是不值得提倡的。孟子之勇是德义之勇，植根于心灵深处，无论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能改变其刚健的人生取向。其实，扬雄所谓的“勇”，还是孔子所说的“弘毅”和《易传》所主张的“刚健”，二者其实都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生的态势。
1702034430
1702034431
综合来看，这样的勇与智融合于人生的进程，即是哲人的人生。《问明》载：
1702034432
1702034433
或问“哲”。曰：“旁明厥思。”问“行”。曰：“旁通厥德。”(44)
1702034434
1702034435
“哲”是触类旁通的通明之智，“行”是各止其义的德行。二者相融而合，则人生即是知行合一的人生。很显然，这是扬雄对《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发展。
1702034436
1702034437
（三）学以成人的人性理论
1702034438
1702034439
先秦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颇为复杂，儒家一脉中，孟子主善，荀子主恶。到了董仲舒那里，通过天人比附，认为性仁情贪，其所秉持的还是人性善。扬雄迥异于其前儒家有关人性的争论，而以性为善恶混立论。扬雄说：
[
上一页 ]
[ :1.702034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