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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白虎通》，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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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孝经纬·钩命决》之文曰：“暂不臣者五，谓师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将军也。此五者，天子诸侯同之。”此为陈立所引，见《白虎通疏证》上册，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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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白虎通·乡射》说：“老者，寿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历者众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陈立引证《孝经纬·援神契》说：“三者，道成于三；五者，训于五品，其言能以善道改更己也。”皆见《白虎通疏证》上册，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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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白虎通·乡射》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参见《白虎通疏证》卷五《乡射》，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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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白虎通》，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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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白虎通》，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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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王充的儒学思想及其对谶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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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虽然不是汉代儒学的典范代表，但是却对儒学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对汉代儒学的批判性考察，既具有不同寻常的洞见，也有难以掩盖的偏见。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不属于任何理论派系，力图通过独立思考来质疑当时盛行的思想权威。他的结论可能并不圆满，但是他充满批判精神的独立思考态度，却昭示着经院式思维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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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王充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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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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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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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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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范晔的记载和《论衡》中《自纪》篇自述，我们可以对王充生平有个大致了解。首先，王充早岁失怙但少年聪慧，两者相结合使得他很容易形成质疑权威的性格。至于他是否乡里称孝，虽经历代学者反复辩驳，(2)却与他思想风格的形成没有直接关联。因家境窘迫，王充青年时代求学受阻，但他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资弥补了环境的不足。在缺少正规师承的情况下，(3)依靠自身博闻强记获得学问，也难怪王充后来具有独立不倚的批判精神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显然这种性格不适合从政，因此王充出仕经历不乏坎坷，始终未能进阶高位。晚年王充归家著述，后来同乡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而得汉章帝公车征召，但可惜王充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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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于王充思想的评价差异很大。支持者认为王充“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虑人情之归极”。(4)宋元之后质疑汉儒学说的学者，多以王充为思想先驱：“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著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盖吾国人奉前言为偶像，……诘难既多，劣者败退，优者长存，而哲理因之以演进。”(5)排除该论所隐含的社会进化假说对错不谈，以王充为中国思想历史中批判派之先导，的确别具慧眼。相比较而言，反对王充者也为数不少。官方立场当然不可能赞成王充的批判态度，《四库全书总目》和乾隆《读王充〈论衡〉》是这派的代表。民间学者反对《论衡》以清代赵坦为代表：“王充，汉儒之愎戾者也。……周秦而下，诸子百家杂出，以淆圣人之道，背仁义者莫若申韩，至充之《论衡》则又甚焉。”(6)简而言之，后代思想家中以儒家正统自居者多非难王充，而批评传统儒学者往往引王充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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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对儒家神学思想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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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对于汉代及前代的主流思想有很多批判，但是他驳斥的焦点集中于汉代盛行的感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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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由来已久而且影响广泛，远远不止于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系统。王充对于感应观点的批驳，直接针对的是董仲舒及其后学，但实质涉及更深远的中国哲学背景。几乎在中国哲学最初期，感应论就被用来解释天人之间、社会关系甚至自然关联中与人相关的交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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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统为感应论提供了形而上体系的支持，无论是卦象、爻辞还是易传，都体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应立场。如二程对于咸卦的解释：“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利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则入于恶矣，如夫妇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说，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刚下，‘二气感应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之义，以此义娶女，则得正而吉也。”(7)男女指代阴阳所产生的感应，是感应最为基本的形式之一，并非直到汉代才由董仲舒所揭示，早在《周易》中已有充分的展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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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易》确立了感应论的形而上基础之后，无论儒道都把社会范畴的交互作用归于感应。如《论语》中的“为政以德”的立场，如《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的论点，如《庄子》中“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神人形象，都蕴含了无须通过直接交往而产生社会影响的感应思想。《吕氏春秋·召类》：“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其中体现的是自然界中的感应现象。可以说感应论是上古思想中解释天人、社会、自然现象的普遍理论基础，董仲舒的成就在于把三方面的感应归于统一的体系而不是独创感应说。王充对于感应论的批驳，实际上是质疑整个上古思想传统的有效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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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衡·感虚篇》中，王充对传统上的感应传说进行了一系列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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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书言：“汤遭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自责以六过，天乃雨。”或言：“五年。祷辞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上帝甚说，时雨乃至。”言汤以身祷于桑林自责，若言剪发丽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帝者，实也。言雨至为汤自责以身祷之故，殆虚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有诸？”子路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圣人修身正行，素祷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无罪，故曰祷久矣。《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叙，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言圣人与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须祷以得福，是不同也。汤与孔子俱圣人也，皆素祷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祷以治病，汤何能以祷得雨？孔子素祷，身犹疾病。汤亦素祷，岁犹大旱。然则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明矣。汤之致旱，以过乎？是不与天地同德也。今不以过致旱乎？自责祷谢，亦无益也。人形长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瘅热之病，深自克责，犹不能愈，况以广大之天，自有水旱之变，汤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诚，自责祷谢，安能得雨邪？人在层台之上，人从层台下叩头，求请台上之物。台上之人闻其言，则怜而与之；如不闻其言，虽至诚区区，终无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层台之高也，汤虽自责，天安能闻知而与之雨乎？夫旱，火变也；湛，水异也。尧遭洪水，可谓湛矣。尧不自责以身祷祈，必舜、禹治之，知水变必须治也。除湛不以祷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汤之祷祈，不能得雨。或时旱久，时当自雨；汤以旱久，亦适自责。世人见雨之下，随汤自责而至，则谓汤以祷祈得雨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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