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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通行的善恶与福祸观点是“承负”论，即父辈没有得到报应的福祸会延续到子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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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论衡校释》卷二六《实知篇》，第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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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论衡校释》卷八《儒增篇》，第359—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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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论衡校释》卷二六《实知篇》，第1084—1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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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论衡校释》卷十四《谴告篇》，第634—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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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论衡校释》卷十四《谴告篇》，第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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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论衡校释》卷二五《祭意篇》，第1056—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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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论衡校释》卷二五《祭意篇》，第1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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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论衡校释》卷十八《自然篇》，第784—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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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论衡校释》卷二《吉验篇》，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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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论衡校释》卷十九《恢国篇》，第829—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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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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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论衡校释》卷二《率性篇》，第6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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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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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帝时（89—105）开始，东汉开始进入动荡的时期。和帝刘肇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谮，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1)章帝死后，继位的和帝才十岁，于是由太后（即章帝窦皇后，大司空窦融曾孙女）临朝称制，窦氏掌权。对此，范晔在《宦者列传》的序中说：“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官而已。”(2)这里所说的皇帝幼弱与外戚专权，即是指和帝以后近百年的东汉帝国的权力角斗序幕。永元四年（92），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谋诛了大将军窦宪，太尉宋由随即自杀。永元十四年（102），和帝封郑众为鄛乡侯，宦官封侯自此始。和帝死于元兴元年（105）十二月，生下来才百余天的太子刘隆即位，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太后邓绥（光武帝的得力助手太傅邓禹孙女）与兄邓骘策立清河王刘庆之子、章帝之孙刘祜，是为安帝（107—125年在位，即位时13岁）。邓太后少有慧能，入宫后深谙权术，故范晔在《安帝纪》“论”中颇有讽刺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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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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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议论表明，与和帝时期相比，安帝时期的东汉政权更是开始了全面的溃乱。也正因为此，后世论者多以安帝时期作为东汉社会治与乱的分水岭。本章所说的后期即自安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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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转衰与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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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汉社会政治在和、安二帝之际发生转折的情形相似，儒学演进至东汉后期，许多迹象表明今文经学已经势衰。对此，范晔在《儒林传》的序言中所论颇为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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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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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皮锡瑞所言，“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5)则其所论与范晔所论颇不相符。其实，这是二者的立足点不同而导致的差异。皮锡瑞认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所论，他说：“经学之盛，由于利禄，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利禄而翕然从之者。”(6)但他在《经学历史》的第四部分《经学极盛时代》所论的“经学”盛况，实际上是就习经儒学者数量上的众多而言的，而范晔立论的基点却是儒者的质量，故有“职非其人”、“倚席不讲”、“浮华相尚”、“忿争”、“私行”之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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