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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21)是为今文经学正定之时，作为“裁判”的名儒通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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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禹及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久之，试为博士。”(22)张禹所传《论语》被誉为“张侯论”，是为博士通经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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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例，都在石渠阁会议正定今文十四家之前。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形成之前或之初，今文家都非师法、家法发达后的通一经以获利禄之人。这样也就为以后的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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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东汉朝对“通人”、“通才”、“通儒”之学的追求，以克服今文经学中出现的只通一经一艺之弊端的局限，促使儒者打破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束缚，从而为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学术氛围。下面择要录举东汉儒者兼习今古文以成其“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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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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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丕：“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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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褒：“结发传充业（父曹充善庆氏《礼》），博雅疏通，尤好礼事。……昼夜研精，沉吟专思。……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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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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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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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曾：“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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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诸人，除桓谭外，都是本书前后文未曾论及的“通人”，其他如王充、扬雄、郑兴、贾徽、贾逵、郑玄等“通儒”或于前文已论，或于后文述及，在此略而不录。而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在“通”经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东汉儒者试图向作为整体的儒学复归。关于通人之学，王充所论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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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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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那些通一经以求利禄的儒者，在王充那里是被鄙薄的。王充所注重的是，“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记诵经传只是基本功夫，能把记诵的知识转化成为文致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儒者，即“鸿儒”。故他以为：“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30)当然，这只是王充个人基于当世情形而作出的判断，而从整个汉代经学发展的脉络看，东汉儒者之所以多能融合今古文之学，与东汉时期“通经”、“通儒”之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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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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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情势而言，从史籍记载来看，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可视为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同时又都研习今文经学。遗憾的是，他们的经学著作大多散逸了。由于史料阙如，在此仅对贾、许、马三人对经学的贡献稍作述介。郑玄留待后文专节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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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儒学世家。其九世祖为西汉名儒贾谊，“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31)可见其父不仅“学无常师”，还融通今古文之学。贾逵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文经学者，同时又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2)在白虎观会议上，他曾与李育反复论难。因为“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33)到了六十多岁时，才被委任为左中郎将、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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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对于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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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进一步阐明了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的价值。贾逵除了为《左传》和《国语》作过共五十一篇《解诂》外，还应章帝之命，写出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更有深义的篇章，《后汉书》载其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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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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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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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贾逵的论述，《左传》之所以优于其他二传，一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内容符合儒学的政治伦常，如君臣父子的纲纪，强干弱枝，劝善戒恶等；二是它能为刘汉政权作合理的论证，如能与图谶相符，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之类；三是《左传》承续儒家伦常和有益于现实政治的双重效用，正是其他二传所缺乏的。在贾逵看来，刘歆虽然“轻移太常”，但那也不能说明《左传》的“大义”有亏。《易》、《书》等经都不偏废三家之传以立于学官，对《春秋》三传却偏尊《公羊》、《穀梁》而废《左传》，这显然有失公允。需要说明的是，贾逵强以属于今文经学的图谶与古文经学《左传》相符来为刘汉政权作附会论证，事实上丧失了儒者本有的品格。对此，范晔在其传后“论”中说：“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5)也许，这是风气所致，不能苛责贾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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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贾逵发扬了古文经学的史识特质。如上引章奏中，贾逵认为三传的差异，如同《易》、《书》诸家之学所具有的差异一样，都是“损益随时”而然，其效用价值在于能为时所用，如果只强调各自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短处，只会造成“冤抑积久，莫肯分明”的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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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贾逵会通今古文经学，对今古文诸经作了比较研究，不仅在文本上有正本清源之效，在义理上也有异同的辨析。《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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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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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逵不仅精通今古文经传，还精通“小学”，后世以“通儒”称之，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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