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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郑玄运用“发凡”的方式，对经传中可以触类旁通的地方进行注解。此类例证，以《仪礼注》居多，如注《仪礼·聘礼》“醙黍清皆两壶”曰：“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注《仪礼·士丧礼》“巫止于庙门外”曰：“凡宫有鬼神曰庙。”凡此之类，不一而足。张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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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诸儒，如凌廷堪推广此法以作《礼经释例》，焦循用其法以治《易》，段玉裁用其法以治《说文》。（原注：《说文》注中最精粹处在发凡起例。）皆以专门名家，取重于世，此其尤大章明较著者。而诸家治学之法，实亦郑氏导夫先路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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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此类经注方式，只要读经说经注经者明晰其义，既可省去遇阻即注寻注的麻烦，又能启发人会通典籍以高效为学。是为郑学的“清通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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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经注体例的综合与创新，绝非只是经注本身的改变。郑玄穷其毕生才力，念兹在兹，才有如此成就，其蕴含的意义在于：为学者必博通古今方有事实求是、清通简要的可能。否则，非一叶障目，即信口雌黄，道之大体，学之要义，即隐而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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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布衣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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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一生，既无万贯家财，更无高爵显位，但直到如今，大凡论及儒学者，莫不引之而后安。《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125)以郑玄一生而论，粗看他是因“立言”而“不朽”，事实上“立德”、“立功”都在其整个“立言”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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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有《戒子益恩书》，(126)七十岁时所作。名为“戒子”，实为“自白”，是汉儒“戒子书”的典范。“书”中自述其平生趣向说：“吾自忖度，无任于此（引注：指为官），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引注：指不从各类征辟）。”可见，郑玄是以“思整百家之不齐”的“立言”使命为其生命意义的。而其“功”与“德”正是建立在这种“学”的基础上，才能成其大。故其注《礼记·中庸》说：“由明德而有至诚，是贤人学以成人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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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的角度说，郑玄遍注群经，而《诗》、《礼》赖其注笺而传世，其对儒学发展之功，不可谓不大。即便在当世，郑玄也有传播儒学之功。一方面，自其在马融门下始，即自起“精庐”，边求学边授业；另一方面，自他四十岁时返回高密之后，追随其问学的弟子就一直以百千计。(128)为史书所称道的是，在与何休的论战中，何休看到郑玄反驳他的三篇著作，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阀我乎！”(129)范晔于其传中论其授业成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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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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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郑玄不仅善于授业，也长于品鉴，与其学有“清通简要”之质相类，这些对后来的玄学未尝没有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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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的角度看，郑玄不应各类征辟，不为名利所动，笃实为学，可谓“学”“德”双修。因其“德”“学”兼备，当时的北海相孔融令高密县名郑玄之乡为“郑公乡”，乡门号为“通德门”。(131)不仅如此，郑玄在当时的权贵豪强之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何进曾对“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的郑玄“设几杖，礼待甚优”；(132)刘备也说他曾顾问过郑玄；(133)就连黄巾军也对郑玄崇敬备至，史载：“黄巾贼数万人经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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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说：“用中为常道也。……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135)这点为他在以下情境中所受用。范晔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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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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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遇无理者不怒，遭论难者“依方辩对”，对自以为是者（应劭）不卑不亢，机智回应。如此情境中，郑玄的才、智、学、行、礼都恰到好处地得以呈现。其为通儒君子，名副其实。也正是袁绍，在其初见郑玄时，道出了郑玄能以柔弱胜刚强的质地，虽然这是以小说家的说法来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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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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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布衣雄世”，德为根本，学为途径，行为载体。郑玄得此评价，良有以也！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郑玄在生活修养和人生境界层面对汉代儒学又做了总结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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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与许慎历来被合称为“许郑之学”，以此代称与“宋学”相对的“汉学”。除上引张舜徽论及郑玄对清儒的重大影响外，唐代之后儒者对郑玄一直赞誉有加。仅举三段以见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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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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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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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康成说经，集今古文说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实事求是为指归，与汉儒之抱残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书，皆以师学代官学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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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之学，若以当代学科分野而论，则其涉及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理论、天文学，等等。若以传统的儒学（或经学）称谓论之，则郑玄既对其前的儒学有涵咏总结之功，又对后世的儒学有传承启发之用。若以汤一介先生近年阐扬的中国解释学论之，则郑学奠定了中国解释学几乎所有的解释样式，视其为中国解释学的奠基人，或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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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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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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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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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46—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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