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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乃封广、戒（即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鈇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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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李固的弟子如此，连志在隐逸的南阳人董班也临尸痛哭，久不肯去。与此相类，陈留人杨匡为杜乔“故掾”，在做平原令时，平原相是中常侍徐璜的哥哥徐曾，他“耻与接事，托疾牧豕”。在得知杜乔死讯后，“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随后，杨匡还“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最终“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18)这类带有隐逸倾向的抗争，在党锢之祸后的清流群体中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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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人士对外戚、宦官进行抗争的第三种类型是太学生的讼议运动。据《后汉书·刘陶传》记载，济北贞王刘勃之后，颍川颍阴人刘陶“为人居简，不修上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19)永兴元年（153），时为冀州刺史的朱穆因痛恨宦官，不与出身州中的中常侍交接而引起宦官的不满，加上严惩了宦者赵忠，被桓帝下廷尉问罪，罚做苦役。游学太学的刘陶连同数千人为朱穆上书，讼其所遇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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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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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穆是与宦者斗争而遭打击报复的，刘陶等人的批判矛头直指宦官的危害：一是宦者本身的贵宠导致其家族有恃无恐，其势力在州郡“竞为虎狼”；二是宦者专权，国柄为其操持，其“口含天宪”，任意赏罚，使得善恶淆乱、黑白颠倒；三是朱穆的抗争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为了“张理天网”，挽救王纲。基于这样的理解，刘陶等自愿代朱穆受罚。大概是群情耸动、众怒难犯的缘故，桓帝赦免了朱穆。后来，仍在太学的刘陶见国家管理失序，民不聊生，于永寿元年（155）再次上书，认为宦者为害关系到皇权存亡。黄巾起义发生后，时任谏议大夫的刘陶上条陈言论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于是，宦官诬告他与黄巾交接，刘陶愤而“闭气而死”。(21)作为深谙儒学的宗室子弟，刘陶为刘氏天下忧愤而死，未尝不可视为儒家政治伦理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反映，这点在党锢祸后显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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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延熹四年（161）的太学生第三次讼议活动，是为营救文武全才的大儒皇甫规。(22)史书说皇甫规“好推贤达士，太傅陈蕃、太尉杨秉、长乐少府李膺、太守张奂，皆规所教授，致显名于世”。(23)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24)在皇甫规击败群羌、安定西北之际，宦官诬告他“货赂群羌”，他上书自救获免，且论功当封。中常侍徐璜、左悺恃功名状向皇甫规索贿，他没予理睬。于是宦官再次诬告，他被下系廷尉，引发不满，以致“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结果是“会赦”还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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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形式的抗争为党锢祸前清流人士所普遍认可，而这三种抗争的清流主体在党锢祸起后分别对应着以下三个清流抗争所具有的要素：一是有领袖，即引领抗争的领袖人物多为居于权力核心层的清流公卿，如窦武、李膺、范滂、郭泰；二是多交引，即抗争中各个层面的人物交相荐引，其中又以“同志”和门生故吏的表现最为突出；三是有目标，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群体进行越来越有针对性的集体抗争，形成规模化的打击宦官的抗争风潮。进一步地，清流之所以能前赴后继地进行越来越坚决的抗争，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心中所坚守的道义，以及汉代士人所共同认可的国家与社会理念。这正是范晔在《李杜列传》“论”所明晰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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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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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浊斗争混乱的情形下，具备如此政治伦理和超群品格的清流公卿，并不能扭转整个帝国颓败的局势。随着桓、灵两帝时期宦官权力的日益膨胀及其为害的深广，清流对浊流的抗争，浊流对清流的迫害，变成了两个阵营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而且，清流的抗争对象从原来的外戚与宦官，变成了联合外戚以打击宦官，这是清浊争斗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下面几则材料充分说明了宦官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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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二年八月，桓帝与宦官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密谋，灭梁氏。）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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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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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览）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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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时）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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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让）常侍是我公，赵（忠）常侍是我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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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都是桓、灵间事，这说明东汉末期宦官的危害已经深入涉及帝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主要体现为：一是宦官对皇帝进行全面操控，以致皇帝可以不顾政统的渊源，而甘愿以宦官为父母，这与其说是对汉帝国“刘家”政统理念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大一统政治的悲哀；二是作为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表征的侯爵封号，宦官也多有所得，这说明在汉代政统意识中一直被抑制的宦官，不仅依附皇帝获得了权柄，也获得了的尊荣，国家和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因此被扭曲了；三是宦官控制着选举和官员任免，破坏了帝国治理和官员晋升的正常渠道，清者遭害，浊者得势；四是郡守刺史等重要地方行政职位，被宦官的亲属大量占据，这说明宦官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地方，破坏了帝国的行政基石；五是宦官聚敛社会财富，肆意挥霍，使得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雪上加霜；六是宦官们豢养私属，承继爵位，不仅破坏礼仪，扰乱风俗，还培植和增强了浊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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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一般的说法，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李膺对术士张成的自作主张的打击。但征诸《后汉书》列传和《后汉纪·桓帝纪》延熹三年到九年（160—166）所载，在李膺案杀张成之前，有以下诸事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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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这期间的秉政者中，“太傅陈蕃、太尉杨秉、长乐少府李膺、太守张奂，皆（皇甫）规所教授”，(32)这也就是说，党锢之祸发生前的几年中，朝中的三公九卿有不少是那些持续与外戚宦官斗争的人，或是这些人的门生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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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李膺自作主张地对宦官张让的间接打击。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张让的弟弟野王令张朔无恶不作，因惧怕司隶校尉李膺而藏到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带人闯到张让家中，“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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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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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朔事件的影响如此，不可能不加深宦官对清流人士的忌恨和防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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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延熹五年（162）时任尚书的朱穆对宦官的又一次激烈批判。他认为从安帝以来，宦官“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天下，宠逼人主”。因此主张“可皆遣罢，率由旧章，博选天下清纯之士，达国体者，以补其虚”。桓帝当然没有采纳他这种激烈的谏议。于是朱穆又“复见，口陈奏，上不悦。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最终，“宦官更共称诏以诘让，穆愤激发疽而卒。”对此，与上几次上书引发太学生讼议不同，这次是在位的公卿们认为朱穆是“立节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宠，以劝忠勤”，桓帝被迫追赠朱穆为益州刺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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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延熹五年开始任太尉的杨秉（杨修曾祖父）领导清流对宦官进行打击。针对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的情况，杨秉与司空周景上书，要求“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最终使得“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諠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36)到了延熹八年，杨秉又劾奏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时为益州刺史），把他“槛车征诣廷尉”。侯参惶恐不已，在路上自杀了。接着，杨秉又劾奏侯览本人和中常侍具瑗，要求桓帝把他们免官送回本郡。由于杨秉的劾奏合情合理，桓帝也不好再袒护，结果是侯览免官，具瑗削国。这样，原来作威作福的“五侯”，剩下的两个也被杨秉打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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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延熹八年中地方官也自觉地对宦官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当时，小黄门赵津、南阳的奸猾豪族张汜等依附宦官，陷害忠良，作奸犯法，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不顾皇帝的赦令而“考杀之”。同时，山阳太守翟超，罚没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宦官徐璜之侄）。宦官们怨恨这种遭遇，反奏瓆、瑨罪当弃市，而翟超、黄浮也被罚作苦役。这时，陈蕃已代杨秉为太尉，独自上疏诘问皇帝：“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并要求皇帝摒罚宦官，重视朝臣。桓帝看了后，更加不满，宦官也“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37)而刘瓆、成瑨最终死于狱中，陈蕃因是名臣，宦官暂未加害。但这样的情形，显现出清浊阵营的冲突已经极为紧张，一场斗争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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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九年前后，河内术士张成推算朝廷将有赦令，便唆使自己的儿子杀人，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不顾赦令已发，督促收捕，并自作主张地把张成等收杀了。(38)被清流整治多次的宦官利用此事为借口，唆使张成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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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蕃）〔翔〕、汝南范滂、颍川杜密、南阳岑晊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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