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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锢之祸看似以皇帝、宦官与清流的妥协而告终，但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更为强大的抗争力量在暗暗地集聚着。《党锢列传》对此情形有一段经典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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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瑀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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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史书各传，这些称号都蕴含了当时清流对自家阵营中精英的社会地位、抗争作用和道德价值的分判。“三君”大体是指三公类高官，(46)他们是当然的清流领袖；“八俊”大致为九卿、秩比两千石之流，(47)他们的德性和才能都是清流中的佼佼者，有的如李膺也是清流的公认领袖；“八顾”既有类似九卿的高级官员，也有享高誉的游士；(48)“八及”多为地方上的名士或守令。这两个层级中的人，有的出身世家名门，如孔昱即西汉名臣孔光之后，也即是孔子之后。而以财见称的“八厨”位于整个序列的末尾，这在轻商的士人眼里，是自有其理的。值得重视的是，清流们既然把散财救人的人视为己类，则显现出清流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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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称号所关涉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它们作为当时德行与能力的双重表征，与之相应的人，除了在对抗浊流的斗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49)他们对社会风气和伦理价值的取向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如陈蕃与李膺并称，当时的太学生们都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故有“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之说。而士人若被李膺所接纳，则有“登龙门”之誉。(50)至于李膺和郭泰的风采气度，更是世所景仰。《后汉书·郭泰传》记载郭泰从京师回乡里的盛况说：“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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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这些为士人们所标举的德行义举，对正在肆虐的宦官和走向崩溃的帝国社会而言，并不能起到什么扭转乾坤的效用，它们至多是一种“风流”而已。(52)永康元年冬，桓帝死，窦太后与其父窦武策迎十二岁的河间王刘苌之子刘宏继位，是为灵帝。灵帝幼弱，太后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太尉陈蕃为太傅，二者共同辅政。窦、陈二人为诛灭宦官，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瑀等列于朝廷。灵帝建宁元年（168）五月，窦、陈二人与太后一起诛杀了宦官管霸和苏康，但直到九月，窦太后对是否收杀曹节等宦官还是犹豫不决。不久，密谋泄露，曹节先下手劫持太后和皇帝，而后矫诏发兵攻打窦武，窦武兵散自杀。七十多岁的陈蕃率领部属八十多人也战败被执，即日遇害。二人家属徙边，门生故吏都被禁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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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诛灭宦官计划的失败，进一步触发了浊流对清流的报复之心。建宁二年，张俭曾经得罪过的乡人朱并，迎合中常侍侯览之意，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而时为大长秋的宦官曹节也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山阳太守翟超、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后来他们都死于狱中。更坏的结果是，宦官控制皇帝“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54)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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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宦官对党人还有两次大的反扑行动，一是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贴出写着宦官恶行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再次将太学生千余人抓捕入狱。(55)二是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宦官又操纵灵帝下诏，令“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56)这样的禁锢持续了多年，直到黄巾起义的中平元年（184），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57)已长大成人的灵帝害怕真有这样的结果，于是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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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这些残酷无理的报复行动，让那些具有责任感和道义心的清流人士越发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甚至与宦官那些报复行动相类，清流中的一些官员也对宦官进行无情的诛杀。大概因为惩罚的手段过于严厉，范晔把这种抗击人士归入到“酷吏”一类。据《后汉书·酷吏传》载，光和二年（180）迁任司隶校尉的阳球收捕中常侍王甫父子、谄附佞幸的太尉段颎等人，以“棰朴交至”等方式酷杀王氏父子三人，并对自杀的段颎碎尸。由于宦官的恶行在当时是“天意愤盈，积十余年”，(59)故清流人士以酷烈手段惩罚宦官，或许正是这种愤怒情绪的宣泄，甚至是清流抗争的无奈选择。而自西汉武帝以后就一直尊崇的儒学，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清浊之争中，也滑入衰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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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方儒学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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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浊流的持续打击下，许多清流儒者被迫远离政治，而原来由儒者参与和主导的太学也名存实亡。虽然灵帝尚有向学之心，但官方儒学的衰败已势不可救。究其盛衰原因，范晔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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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众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规）、张（奂）、段（颍）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泰）奖鉴人伦，陈仲弓（寔）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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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此论，道出东汉中期后官方儒学由盛到衰的原因，主要是朝廷不能实用其人。桓帝之后，虽有众多名儒在朝，但因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使得在位“贤宰”有其名而无其实，即东汉三公“任轻而责重”。这点也是后文王符、崔寔、仲长统着力批判和反思的问题之一。更为残酷的是，正如清浊斗争中李膺被“考掠”至死、刘陶自杀、陈蕃战死那样，“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这样的结果，既是国家的灾难，也是儒学发展的灾难。虽然熹平四年（175）灵帝支持蔡邕、杨赐、马日磾等“正定六经文字”的要求，立“石经”于太学门外，以致“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61)但那已是官方儒学在东汉的最后一抹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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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灵、献时期官方儒学的活动，即可知晓其衰败的程度。首先是熹平五年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62)姑且不论这些太学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衰暮之人，在此之前，充斥这些职位的已非儒生。《后汉书·蔡邕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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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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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本以经学、文章为考察标准的“贡士”之举，招来的是许多只会写字的技艺之人，最终成为宦官小人迷惑皇帝的媚主之途。如果那些被举的老太学生们愿意就职的话，他们的同僚不是喜道“方俗闾里小事”的闲杂人，即是“市贾小民”；不是“无行趣势之徒”，即是作奸犯科的“宣陵孝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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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光和元年（178）设置的“鸿都门学”，虽然有孔子及弟子像点缀其门面，甚至还有“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这样的现实诱惑，但结果是“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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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原先为儒者们孜孜以求的儒学“博士”竟无人问津。中平五年（188），灵帝下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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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选举失所，多非其人，儒法杂揉，学道浸微。处士荀爽、陈纪、郑玄、韩融、张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皆不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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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前半段是灵帝自己承认原先朝廷扶助儒者和儒学的制度衰败，后半段则说明当世名儒对朝廷的失望和不满。正如前文论及的大儒郑玄等人不再应朝廷之征一样，虽然官方儒学风光不再，但儒学还是有它自己的传承载体存在。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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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献帝时期唯一一次朝廷“救助”儒生的事，看起来令人颇为酸楚。《后汉书·献帝纪》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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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四年（193）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幼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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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那些在正常状态下本可通过明经察举等渠道走向仕途的儒生们，经由党锢之祸和战乱的摧残，“永绝荣望”倒不重要，可怕的是他们背井离乡后，“长委农野”，而他们如何“营求粮资”，让自己的老弱之躯能得饱食，有盘缠回归故里，倒成了最紧迫的事情。大概这种情形较为普遍，以致自身难保的献帝不得不发一次慈悲“救助”他们。汉末官方儒学的全面衰败，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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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汉魏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自地方豪强袁绍入京诛灭宦官之后，献帝从宦官的傀儡和工具变成了割据豪强的工具，此即众所周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因为黄巾起义引发了群豪割据，流荡无依的士人们也不得不随之分化流散到各个豪族阵营中。进一步地，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原有的大一统国家理念起到了瓦解作用，这让那些以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士人们，一时失去了可以为之共同努力乃至献身的目标。另一方面，那些各自为主的割据豪强们，对包括儒者在内的各类士人，极尽拉拢利用之能事，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士人群体本身的离散和分化。因此，失去共同抗争和共同努力对象的士人们，要么积极地为各自所依附的势力尽心竭力，要么首鼠两端地力求自保，要么退隐于纷争之外，静观世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正统官方儒学不得不走向衰落，儒者自身也不得不分化和转向。此见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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