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6249
宦官这些残酷无理的报复行动，让那些具有责任感和道义心的清流人士越发坚决地同他们进行斗争。甚至与宦官那些报复行动相类，清流中的一些官员也对宦官进行无情的诛杀。大概因为惩罚的手段过于严厉，范晔把这种抗击人士归入到“酷吏”一类。据《后汉书·酷吏传》载，光和二年（180）迁任司隶校尉的阳球收捕中常侍王甫父子、谄附佞幸的太尉段颎等人，以“棰朴交至”等方式酷杀王氏父子三人，并对自杀的段颎碎尸。由于宦官的恶行在当时是“天意愤盈，积十余年”，(59)故清流人士以酷烈手段惩罚宦官，或许正是这种愤怒情绪的宣泄，甚至是清流抗争的无奈选择。而自西汉武帝以后就一直尊崇的儒学，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清浊之争中，也滑入衰败的深渊。
1702036250
1702036251
三、官方儒学的衰败
1702036252
1702036253
在浊流的持续打击下，许多清流儒者被迫远离政治，而原来由儒者参与和主导的太学也名存实亡。虽然灵帝尚有向学之心，但官方儒学的衰败已势不可救。究其盛衰原因，范晔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中说：
1702036254
1702036255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众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规）、张（奂）、段（颍）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泰）奖鉴人伦，陈仲弓（寔）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60)
1702036256
1702036257
范晔此论，道出东汉中期后官方儒学由盛到衰的原因，主要是朝廷不能实用其人。桓帝之后，虽有众多名儒在朝，但因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使得在位“贤宰”有其名而无其实，即东汉三公“任轻而责重”。这点也是后文王符、崔寔、仲长统着力批判和反思的问题之一。更为残酷的是，正如清浊斗争中李膺被“考掠”至死、刘陶自杀、陈蕃战死那样，“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这样的结果，既是国家的灾难，也是儒学发展的灾难。虽然熹平四年（175）灵帝支持蔡邕、杨赐、马日磾等“正定六经文字”的要求，立“石经”于太学门外，以致“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61)但那已是官方儒学在东汉的最后一抹光辉。
1702036258
1702036259
再看灵、献时期官方儒学的活动，即可知晓其衰败的程度。首先是熹平五年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62)姑且不论这些太学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衰暮之人，在此之前，充斥这些职位的已非儒生。《后汉书·蔡邕传》载：
1702036260
1702036261
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63)
1702036262
1702036263
由此可见，本以经学、文章为考察标准的“贡士”之举，招来的是许多只会写字的技艺之人，最终成为宦官小人迷惑皇帝的媚主之途。如果那些被举的老太学生们愿意就职的话，他们的同僚不是喜道“方俗闾里小事”的闲杂人，即是“市贾小民”；不是“无行趣势之徒”，即是作奸犯科的“宣陵孝子”。(64)
1702036264
1702036265
其次是光和元年（178）设置的“鸿都门学”，虽然有孔子及弟子像点缀其门面，甚至还有“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这样的现实诱惑，但结果是“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1702036266
1702036267
第三是原先为儒者们孜孜以求的儒学“博士”竟无人问津。中平五年（188），灵帝下诏说：
1702036268
1702036269
“顷选举失所，多非其人，儒法杂揉，学道浸微。处士荀爽、陈纪、郑玄、韩融、张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皆不至。(65)
1702036270
1702036271
诏书的前半段是灵帝自己承认原先朝廷扶助儒者和儒学的制度衰败，后半段则说明当世名儒对朝廷的失望和不满。正如前文论及的大儒郑玄等人不再应朝廷之征一样，虽然官方儒学风光不再，但儒学还是有它自己的传承载体存在。此见后论。
1702036272
1702036273
第四是献帝时期唯一一次朝廷“救助”儒生的事，看起来令人颇为酸楚。《后汉书·献帝纪》记载说：
1702036274
1702036275
初平四年（193）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幼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66)
1702036276
1702036277
由此可见，那些在正常状态下本可通过明经察举等渠道走向仕途的儒生们，经由党锢之祸和战乱的摧残，“永绝荣望”倒不重要，可怕的是他们背井离乡后，“长委农野”，而他们如何“营求粮资”，让自己的老弱之躯能得饱食，有盘缠回归故里，倒成了最紧迫的事情。大概这种情形较为普遍，以致自身难保的献帝不得不发一次慈悲“救助”他们。汉末官方儒学的全面衰败，由此可见一斑。
1702036278
1702036279
不过，从汉魏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自地方豪强袁绍入京诛灭宦官之后，献帝从宦官的傀儡和工具变成了割据豪强的工具，此即众所周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因为黄巾起义引发了群豪割据，流荡无依的士人们也不得不随之分化流散到各个豪族阵营中。进一步地，割据势力的形成，对原有的大一统国家理念起到了瓦解作用，这让那些以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士人们，一时失去了可以为之共同努力乃至献身的目标。另一方面，那些各自为主的割据豪强们，对包括儒者在内的各类士人，极尽拉拢利用之能事，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士人群体本身的离散和分化。因此，失去共同抗争和共同努力对象的士人们，要么积极地为各自所依附的势力尽心竭力，要么首鼠两端地力求自保，要么退隐于纷争之外，静观世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正统官方儒学不得不走向衰落，儒者自身也不得不分化和转向。此见后论。
1702036280
1702036281
1702036282
1702036283
1702036285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王符融法于儒的批判思想
1702036286
1702036287
针对东汉末期朝政的腐败、社会世道的混浊、官方儒学的衰败，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批评这些社会乱象，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形成了一股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其中尤以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为主要代表。
1702036288
1702036289
王符字节信，凉州安定郡临泾人（今甘肃镇原县）。史书未确载其生卒年，考诸《后汉书》各传，他大约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年间（80年左右），于桓、灵之际去世（167年左右）。王符出生微贱，《后汉书》本传说他“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年轻时去洛阳游学，与马融、张衡、崔瑗相友善。王符性情耿直，不事权贵，终生未仕，以“潜夫”自居而著《潜夫论》，共三十六篇。(67)《新编诸子集成》中有彭铎《潜夫论笺校正》，校正详密，是研究王符思想的佳作。
1702036290
1702036291
一、对“当今衰世”的批判
1702036292
1702036293
王符一生长住西北民族杂居之地，深味战争之苦，又历经章、和、安、顺、桓五朝，切身感受到国家社会由治到乱的衰败进程，这样的人生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衰世”、“末世”。也因为此，《潜夫论》除《赞学》、《德化》、《本训》、《五德志》、《志氏姓》四篇外，其余篇章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对当时社会政治进行批判，这相对于同时代其他著作而言，不仅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大致说来，王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702036294
1702036295
（一）本末不相供
1702036296
1702036297
王符秉承儒家农本商末的基本理念，认为“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68)但现实的情形却是“举世舍农桑，趋商贾。……治本者少，浮食者众”。(69)而这种情况，在都城洛阳颇为突出。王符记述自己的见闻说：
1702036298
[
上一页 ]
[ :1.7020362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