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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以汉代为例展开批判，他认为汉代以“财力”和运用“智诈”而成为君长的，每朝每世都很多，这些“豪人之室”，良田遍野，房屋数百，奴婢以千数，依附者以万计。关键的问题是，只要他们得到这些，人们也并不以为其所得有什么罪过。而相对于他们的“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的情形，“清洁之士”却只能“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这样的现实审察，成为仲长统提出“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历史批判的重要原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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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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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长统看来，历史的进程不仅是一部战乱的血帐簿，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衰亡史。很显然，这与道家的历史观有共通处。对这样的历史进程，仲长统有点无奈地慨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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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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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在此又提出一个更为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历史的经验与价值，即，历史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血帐簿和衰亡史，那历史的意义何在，人类的发展岂不是没有指望了吗？（“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这样，他在后一层慨叹中转而追问历史对于未来的意义，即，来世之人应该从这看似残酷的历史经验中寻出有益的东西，如果还是停留在“天命”层面进行追寻的话，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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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仲长统看似悲观的叹息中，他对汉代的“天命”历史观作了彻底的怀疑。但这样的怀疑，并没有让仲长统脱离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至公，也没有促使他建构新的治世理论。相反，他又不自觉地朝向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共通向往——从圣王明主那里寻求治世的良方，这便是他对制度的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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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时“变复”的制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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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由于历代文人和统治者过于注重以古鉴今，而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和制度得失层面上，仲长统又有着异于他人的见解，故在现存的仲长统著作中，论析前代历史经验和制度得失的篇幅，保留最多。仲长统从历史大势论治乱时，其悲观色彩是浓郁的。可一旦他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时，那种悲观意味便消弥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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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仲长统在《损益篇》的开头即提出“变复”的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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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翫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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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从是否有利于今世治理的角度出发，先分别出“可为”和“可改”的对象，前者有利于时世，后者有悖于理与时。而对于历史上那些无用于今世的东西，必须改变（“变”），而对那些已经“损”和“变”的举措，如果其效用不如从前，或者变革的新举措根本无法施行，则应该遵循原来的举措原则（“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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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理路，仲长统举出分封和郡县两大制度，说明“变”的必要和可行。他认为，汉初的同姓分封，使得刘姓子弟“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216)结果造成上有篡权叛逆的奸谋，下有暴乱残贼的危害。而汉代分封之所以有这样的坏结果，是因为周代施行分封制时就已发生过那样的危害，这是“源流形势使之然也”。在仲长统看来，这样的制度属于必须“损”的对象，其“变”的新举措即是郡县制的施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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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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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对那种依靠帝系血缘而作威作福的分封子弟，必须剥夺他们的爵位和权力，而让有才能的人管理其封地，没有管理才能的尽早黜罢。如此，民间的才士可得登用，朝廷也没有擅权专贵之人。这样的损变举措，是“变之善”，是应该实行和坚持的。其实，仲长统这样的主张是有针对性的。郡县制虽为汉代施行，但到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等都因专权擅政而封侯食邑。仲长统强调分封之弊，主张“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大概即是对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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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仲长统又以废井田制和肉刑为例，认为二者之“变”，效果不好，应该恢复原初之制。他认为由井田制而变为分田私有制，其结果是土地兼并加剧，产生了“豪人货殖”的现象，而豪强地主虽没有朝廷给的官职和爵位，却“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这种状况是废井田之“变有所败”，要改变它，达到财富共享，风俗醇化，“非井田实莫由”。故井田制是“宜复者也”。(218)对于文帝的废肉刑之“变”，仲长统认为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有些罪刑如“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之类，杀之则量刑过重，拘髡则惩罚过轻，应该有一种“中刑”如“肉刑”来恰当地惩罚其罪。仲长统目睹东汉时期“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的治理现象，故要以恢复肉刑的方式来达到“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的治理效果。(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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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仲长统有关复井田和肉刑的思想，并非在开历史倒车，只是因为他看到土地兼并和刑罚无所准的弊端，想从历史的经验中发现可以补救时世的制度。虽然如今看来这种“复”的主张不可取，但这也只能视为历史的局限，而不能强求古人应有现代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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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仲长统在《法诫篇》中对其前政治制度进行反思，认为“一卿为政”是比较好的治理方式。这与其他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观点有很大差异。仲长统总结春秋以来的政体效用后认为：“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春秋时候的明德诸侯，都以“一卿为政”，战国时的群雄可霸，也是这个道理。到了汉帝国建立，汉承秦制，“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但是到了东汉的光武帝，鉴于元、成、哀、平等朝强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历史教训，而“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样的变革结果是，丞相职权被分化，而三公成为荣誉性官职，政务的实际处置权归于事务官尚书。但吊诡的是，不能真正行使治理权的三公，在国家遭遇天灾人祸时，却又被“谴责”和“策免”，那些实际上掌握着治理权的外戚亲党却依然能作威作福，毫发无伤。仲长统分析其原因，认为除了光武的制度改革不当外，另有二点值得反思：一是光武之后的三公人选，“务于清应谨慎，循常习故者”，(220)这如同让恪守妇道的妇人和安居乐业的乡民担任三公之职，并要他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百姓造福，岂不荒谬？二是自安、顺帝时期外戚宦官专权以来，他们“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无权的三公自身都难保，哪还能期望他们纠劾这些权贵呢？参之以文帝时丞相申屠嘉自作主张惩罚文帝宠臣邓通而未受责，(221)则西汉时丞相是“任之重而责之轻”，东汉三公是“任之轻而责之重”。(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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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历史经验，仲长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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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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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在此提出一个至今都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原则——任职回避制度。在他看来，最好的制度方式当然是“一卿为政”，因为“政在一人”，看似丞相权重，实际上在遇到责任问题时，这样的制度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即如窦宪、梁冀的专权一样，一旦铲除了他们，其危害也就消弥了。更何况如果选任得人，“人实难得，何重之嫌”呢？(224)退而求其次，如果政委三公，也要依据“分任责成”的原则，(225)明确其权责。而就整个制度而言，如果是当权者，皇帝是不能与之联姻的，反之，如果是外戚之家，则又是不能参与政权的。这样的制度总结，无疑是针对东汉后家多豪族、外戚多干政的情形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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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仲长统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制度得失的同时，也依据古制，提出一些制度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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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覈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奇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堕，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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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六条制度设计中，第一条是户籍制度，第二条是社会治安，二者承续先秦的乡里制度而来；第三、六、七条与国家经济息息相关，是农本问题，也是古人的一贯主张；第四、十三、十四、十五条是司法制度及其执行问题，这是汉末批判思潮反思的重点所在；第五、十、十六条是行政与任官考课问题；第八、九条是教化风俗问题；第十一、十二条是军事战备问题。由此看来，在经济、军事、行政、司法、教化、吏治各个层面，仲长统都确立了原则，并认为如果能对它们“操之有常，课之有限”，且不急不缓地一以贯之地执行的话，即便是圣人，也难更改。时人称仲长统为“狂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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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样的制度设计外，与王符一样，仲长统对君主本身的品格素养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君主必须有“公心”、“平心”、“俭心”。有无私的公心，则臣民不敢逞私欲以邀宠；有依制评判的平心，则臣民不敢巧佞行诈以求利；有节俭自制的俭心，则臣民不敢浮奢铺张以显荣。另一方面，君主若有五大毛病，(227)“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为避免这样的恶果，君主必须有处理君臣关系的智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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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忌［忘］初故，仁也；以计御情，智也；以严专制，礼也；丰之以财而勿与之位，亦足以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与之权，亦足以为厚也。何必友［久］年弥世，惑贤乱国，然后于我心乃快哉？(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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