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6862
与前论抗争型的清流人士相比，汉末这类清以自守的隐者是以非暴力的、非直接对抗的形式，既保持自身志气的纯洁，又力行儒家的伦理。或许，正是有这类人的大量存在，加上他们践履儒家伦理的方式，使得儒学的价值在民间得到深度认同。儒学能流传至今，这类隐者的功用，不可忽略。(270)
1702036863
1702036864
三是达者隐而不返。《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了许多隐逸人士，其中以下面两人的记载最为有趣。
1702036865
1702036866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271)
1702036867
1702036868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272)
1702036869
1702036870
陈留老父与弃官归乡的张升的对话，有一种鲜明的对比，即，有入世情怀的人总是怀有不可消解的忧愁，真正洞明人世的达者却不忧其所不可救的对象。庞公夫妇更是深得道家真谛，人情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舍行止”，各人“趣舍行止”的结果，其实即是各自的寄托和归宿。而对这样差异的个体，天下也无法一一保全其差异，更无法令行划一。因此，由于天下并非一人之力所可保全，乱世也不可能为我提供安宁之所，故乱世中以安生为先，不以保全天下为事。而天下自会在那些争斗者分出胜负后，渐趋安宁。这二人的隐而不返，是洞明世事使然。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真隐者。
1702036871
1702036872
除了以上三种退隐类型外，汉末尚有儒法兼宗的士人隐居教授，最有影响的是书法家钟繇的祖父钟皓（即钟会的曾祖）。钟氏为颍川郡著姓，世善刑律。钟皓少以笃行为公府连辟，但因两个哥哥未仕，他“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后出为郡吏，但自劾而去。再后“九辟公府”，均不应。(273)
1702036873
1702036874
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汉末有许多仕而隐、隐而复仕、复又隐的儒者，这样的人生情态，说明当时的士人依违于经世致用与退处自守的两难境地中。这类儒者以杨伦最为著名。按《后汉书·杨伦传》所载，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从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初入仕不满世事，归隐，“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来安帝特征为博士，为清河王傅，安帝死，弃官奔丧而获罪免归。阳嘉二年（133）左右，征拜太中大夫后，在大将军梁商长史任上，与当权者谏诤不合，被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无论诏书如何催遣，杨伦还是留在河内朝歌，并上书自辩说：“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顺帝宽容了他，他也自此归家，不再应征，“闭门讲授，自绝人事”。(274)像杨伦的这种反复仕隐，其实是汉末入仕儒者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杨伦的仕与隐，都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的衰败和他自己刚直有志的品性，这与前论崔氏、仲长统的归隐质地相同，但与前论弘农杨氏的先隐后仕的做法不同。杨氏的先隐后仕，实际上是一种入仕策略，即，先以隐获高名，再以高名得高位。自此而后，即如胡广那样仕而不隐，但终究还是乏善可陈。汉末此类儒者的入仕策略，通过隐者法真友人郭正的一番话，道出了“隐”对士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郭正说：
1702036875
1702036876
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275)
1702036877
1702036878
这是说，越隐越出名，高名追着隐者跑，隐者避得越快越远，其名就越大越高。这种看似吊诡的逻辑，实际上正是中国古代“隐”之最重要的蕴含。对那些入世的人而言，以隐获名，是一种策略，所获之名更成为入仕的资本；对那些先有名却又想真隐的人而言，无论其是否可以隐得成功，其隐之行为本身都会引发人们追溯其何以隐的原因。而在这样的追溯中，后人即可发现隐所包含的诸多意义，如隐者本身的价值，社会对人的影响，政治与人的紧张关系，人自身价值的可贵，精神与志向的崇高性，等等。以“隐”所包含的这么多意义来观照魏晋时期士人的各种情态，我们即可知道，魏晋人的隐逸和旷达，其逻辑与这里“隐”的逻辑是同质的。对谢安那样的人而言，其隐居东山，事实上为其复出执政攒足了社会舆论；对阮籍那样的放达者来说，越放达，他的“达”名就越大，在那样紧张的环境里，即便不满意阮籍的不合作，在没有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形下，司马氏却也如董卓忌惮黄琬、卢植等人的高名一样，(276)不会轻易地置之于死地。
1702036879
1702036880
二、汉末士风及其对玄风的影响
1702036881
1702036882
汉魏巨变之际，尽管政治上的三国鼎立与其前的大一统是天壤之别，尽管裁量公卿的“清议”与难解难分的“清谈”有着巨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末的士人和魏晋的玄士之间全是截然的不同，更不能说明玄学与儒学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他们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下面仅从交游、放达、著述三个层面来说明。
1702036883
1702036884
一，交游。葛洪说：“汉室将倾，世务交游。”(277)这是他对汉末乱世社会状态的历史判断，进而，他认为这种交游之风过盛，导致“雅正稍远，遨逸渐笃。其去儒学，缅乎邈乎”。(278)葛洪的这种说法，道出汉末的士人交游，与其前儒学兴盛时的儒生纷纷离家拜师习经的风气不同。大致说来，汉末交游之风的兴盛，与求师习经关系不大，与澄清天下的志气和追慕贤哲的风范有关。先看其志气：
1702036885
1702036886
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279)
1702036887
1702036888
（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280)
1702036889
1702036890
（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281)
1702036891
1702036892
（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282)
1702036893
1702036894
李膺、陈蕃、范滂为汉末清流抗争的领袖人物，三者都慨然赴死，与其践行公而忘私的儒家政治伦理密切相关。事实上，这种“澄清天下之志”，乃是他们能自觉凝聚起来，共同反抗浊流，挽救社会危机的一种共通的内在精神。(283)这样的精神在汉末不仅突出地体现在士林领袖身上，也得到一般士大夫的深度认同，故有“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士林赞誉。(284)
1702036895
1702036896
也正因为此，这些人既成为反抗浊流的“同志”，也成为“交游”之“友”。他们在危难之时彼此救助，在日常生活中温情相待，以致获“党人”之禁。征诸《后汉书》各传，可知这些人交游慕会之盛：
1702036897
1702036898
（范）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285)
1702036899
1702036900
（周崇嗣、周忠）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入从车常百余乘。(286)
1702036901
1702036902
太尉黄琼辟（申屠蟠），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287)
1702036903
1702036904
中平四年，（陈寔）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288)
1702036905
1702036906
凡此之类，即是“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的显现。(289)这种交游的盛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民间力量的凝聚和展现。按照许倬云的看法，这种力量是一种由文人而组成的文化力量，汉代文人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使得这种文化力量发挥着制衡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作用。(290)魏晋士人之所以热衷交游而疏于实际政务，大概就是过于注重这种文化和思想力量的功用，以致于他们反过来又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力量消弥到日常生活中，变为后世所诟病的清谈和放达。(291)但不可否认的是，魏晋时期对名士的推崇，与汉末士林对名士风范的追慕，都基于士人之间的广泛交游。没有汉末交游风气的形成，没有交游中那种人伦品鉴和谈论砥砺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清谈，即是无源之水。
1702036907
1702036908
二，放达。放达是魏晋士人的特征之一，其实，这在汉末已开其端绪。《后汉书》之《独行列传》和《逸民列传》有颇多记载，摘其要者简述如下：
1702036909
1702036910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292)
1702036911
[
上一页 ]
[ :1.7020368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