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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井直弘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而编制出《东汉时期灾害、叛乱表》，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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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史论稿》，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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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兹全对东汉农民流亡、暴动以及依附关系的发展有精审的梳理，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8—401、442—453、459—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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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清流、浊流的说法，基本上是针对参与社会政治的各类群体的言行而言的，其最初意味大概源自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序中所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把“清流”一词作为政治清明代称的应是汉末杨震在批评宦官危害时所说的“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后汉书·杨震传》）以后，史书中常以“任职清流”等评论士大夫，至清朝同治、道光年间乃有“清流党”之谓。如《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张之洞传》说：“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77页）此中意味，即是由汉末而来。至于浊流之称，乃是与“清流”相对才有的。杨联陞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认为汉末的党锢之祸即是清流和浊流两大豪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和地位的搏斗。文载1936年的《清华学报》11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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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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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研究参见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载《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5—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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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一卷，第33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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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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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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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此问题比较简明的述说，可参见《剑桥秦汉史》，第297—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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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1179—1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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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之《单超传》，第2520、2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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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这些事件较为简明扼要的述说，可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1—346页；以及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357—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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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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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宏：《后汉纪》卷十八《顺帝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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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汉纪》卷二一《桓帝纪》，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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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后汉书·李杜列传》载，李固出狱时，“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指诬李固‘妖言’事），遂诛之。”（第2087页）而杜乔则是“桓帝将纳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于是宦官唐衡等向桓帝污蔑说：“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结果二者“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皆见第2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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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后汉书》，第2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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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汉书》卷六三《杜乔传》，第2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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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后汉书》，第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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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第1470—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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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事见《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第1849—1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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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说：冲、质之际（145年左右），皇甫规举贤良对策说：“（梁冀）今日立号虽尊可也，实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第2131页）被梁冀所忌，“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第2132页）延熹四年，“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第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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