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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写作《理惑论》时，为避中原战乱而身处边陲，当时未必对佛教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考察《弘明集》后续篇章的时候，发现后世对佛教价值体系有力的论证，多建立在《理惑论》思考的基础之上。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集中体现了在本土儒家文化压力下佛教徒对信仰的辩护。无论是慧远面对的问题，还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同《理惑论》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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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讲道：“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形乎变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18)慧远的做法，首先将世间法同出世间法予以区别：他认为信仰佛教的居士仍然需要遵循世俗伦理，而出家僧侣则未必恪守俗规。这是因为，出家修道本身逆造化而动，其目的与世俗截然不同，因此外在表现形态也相去悬隔。慧远认为，如果出家人尽同于流俗，则不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理惑论》和慧远为避免佛教剃发易服等举措有乖世法的指责，将佛教僧侣比附归类于出世隐逸之流。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借助了本土传统对于隐士的尊重，又保持了佛教的固有风格，使得偏向于出世风格的佛教能得到本土儒家系统的理解和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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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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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襄楷传》襄楷上桓帝的奏疏中亦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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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第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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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八至三四《解承负诀》，中华书局，196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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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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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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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平经合校》卷三七《试文书大信法》，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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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经合校》卷一八至三四《解承负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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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太平经合校》卷四〇《乐生得天心法》，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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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孝经·广扬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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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太平经合校》卷四五《起土出书诀》，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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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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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平经合校》卷七三至八五《阙题》，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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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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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某诀》，第593—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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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太平经合校》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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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否定牟子真有其人，认为此书是后世伪造，内容文字都不佳，“为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亦认为“应该属于伪书”。“作者决非汉末时人”，因“当时佛家的学说不会有书内记载的情况”，推定为“约当晋宋之间”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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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大藏经》（精选标点本）卷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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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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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自西汉至东汉历经了前后约四百多年之久，在这期间，汉代儒学经过了西汉初年的复兴时期、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的繁荣时期、汉元帝时的儒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时期、哀平时的儒学变种谶纬泛滥时期、汉章帝时以白虎观经学会议为标志的儒学鼎盛时期和东汉末年的儒学衰颓时期。正如皮锡瑞所说：“（儒家）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后，经学所以极盛者。”(1)云云。汉代儒学确实有一个由恢复到昌盛再到极盛而衰落的历史过程。我们的这部《汉代儒学史》就是按照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描绘了汉代儒学这一盛衰的历史全过程。那么对于大约四百年之久的汉代儒学盛衰史我们又能从中总结出或吸取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些我们已经在书中讨论到了。如汉初为什么会复兴儒家，儒学又为什么会成为汉代官方哲学而赢得“独尊”的统治地位等等，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加以讨论了。至于如此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又会衰颓呢？汉代“独尊儒术”，那么汉代的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元文化还是多元呢？如是多元文化的话，那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汉代儒学（今文经学）把孔子神化，把原有的儒学宗教化，那么汉代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呢？如尚不是宗教的话，它与一般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在这里似乎尚需要再作一些总结性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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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极盛的汉代儒学为什么会一时衰落的问题，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既有着汉代社会的根源，又有着汉代儒学自身缺陷的原因。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已在《引论》中有所讨论，但有些问题尚待再作一些深入研讨。关于汉代儒学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后汉书·儒林列传》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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