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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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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陈朝灭亡，前后历时36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统一后分裂最长的时期。先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随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又出现了八王之乱和北方十六国的分裂。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建立东晋。东晋亡后，又形成了长期的南北朝对峙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混乱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期间，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而且还得到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名垂青史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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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汉末儒家名教之治的衰落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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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期间，儒家在维持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级名分、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两汉是以儒家名教治理天下的。所谓“名教”，即“以名为教”或“因名立教”。所谓“名”就是指封建礼教所规范的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与此地位相符合的行为准则。广义上的名教则是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级名分、伦理道德规范及社会意识形态服务的封建礼教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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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教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权的腐败，儒家的名教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和危机。一方面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下降，不能起到维护社会、人心的作用。如《后汉书·孔融传》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子关系乃是儒家名教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孔融却认为父子之间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所谓父亲的本意，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情欲。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就如某种东西与瓶子的关系一样，东西离开瓶子就与瓶子没有关系了，儿子离开母亲也与母亲没什么关系了。孔融直接否定了儒家所规定的名教关系，后来因为这一点他被曹操所杀。对于儒家思想的否定不仅是孔融一个人的看法，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魏杜恕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1)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拔出来的官吏出现了很多虚伪之士和鸡鸣狗盗之辈。东汉选拔官僚的制度是“察举”制。这种制度先由地方推荐，然后再由中央征辟。因此，人物品鉴在当时就变得非常重要。朝廷以“名”察举官吏，士人亦以逐名来博得自己的声望，从而为进入仕途打好基础。一种制度行之既久，不免产生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欺世盗名之徒。《后汉书·符融传》记载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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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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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经、黄子艾并没有什么德行，靠他们的小聪明，而在京师获得很大的名气。他们自恃名声很大，很多士大夫前去探望，他们甚至都不接见；朝廷征他们做官，他们也不应征。后来还是大名士符融、李膺出来揭发，才使他们原形毕露，不得不逃离京师。当时还有个叫赵宣的人也是这类虚伪之徒。《后汉书·陈蕃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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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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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儒家礼制，父母亡故，子女要守三年之丧，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守丧期间，耳不能闻乐，口不能吃荤，男不能娶，女不能嫁，夫妻不能交接。但是赵宣为了获取孝名，居然在墓道中守了二十多年的丧。后来其在乡里也博得“乡邑称孝”的美名，州郡的长官也数次请他出来做官。但却不知道赵宣是一个伪君子，在守丧期间竟然生了五个孩子。他是利用孝名企图达到个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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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名不副实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腐败风气。汉魏间的很多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如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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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烈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衒世俗之心者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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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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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诒，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故求名者圣人至禁也。……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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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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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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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偷世窃名、盗名窃誉之风甚盛，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相互欺诈，都无信任可言，何况其余。秀才本来应该是有文化的，结果连字都不认识。被举为“孝行”的人，徒有虚名，和父母还分着过，根本就没有侍奉父母。名义上是“寒素清白”，两袖清风，但实际上同污泥一样混浊。高门出身并号称“良将”的人，实际上他们的胆子却只有鸡那么大。这些就叫名实相乖，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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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统治者本来想利用名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长期推行的结果，却使名教意识形态教条化、虚伪化，结果是选举出来的官吏都是一些与名号相反的人。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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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职所以数乱荒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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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政府要征辟一些“茂才”、“至孝”、“廉吏”、“方正”等德才高尚的人作官，但实际上却征来一批“顽鲁”、“贪饕”、“狡猾”、“谀谄”之人。任用这样一批官吏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这样的时代势必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对儒家的名教重新论证，以达到重新发挥其作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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