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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和经学属于两种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和方法均有不同。大体来说，汉代经学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注重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其弊端是把经学神秘化和宗教化。古文经学则注重从名物训诂角度来解释经典，其弊端是把经学烦琐化和教条化。而玄学就是在这些弊端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玄学形成初期，就受到了旧有的经学思想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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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说：“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末也。”这是管辂对何晏《易》学的评论，认为其用老庄来谈论爻象，是喜微辩而兴浮华，就如射侯之巧不能破秋毫之末一样无用。管辂的易学还属于汉代的象数易学系统，其认为谈《易》应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因此，他对何晏的《易》学嗤之以鼻，认为其是华而不实、虚而无用之说。他对何晏的评价是“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这是新旧学说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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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劭《王弼传》说：“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汤用彤先生说：“融之学不知果如何。但融之叔祖爽有《易》注。其叔悦谓爽书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而虞翻谓諝之注有愈俗儒。清人类言虞氏主消息，荀氏主升降，均汉《易》也。……融之从子菘，东晋初请置郑《易》博士，则亦重旧《易》者。按魏晋恒家世其学，荀氏治《易》者如爽，如凯，如菘，均主旧学。然则荀融之《易》，恐亦本之汉儒。”荀融对于王弼《易》学的批判是新旧学说冲突的又一表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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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不但在理论上与旧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而且在现实政治中也受到政敌的压制和排斥。《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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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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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是当时的经学大家，本来在经学上，有革新之义，但与玄学家比起来，又大显不足，故他把何晏等人比作西汉佞臣弘恭、石显，除政治斗争因素外，亦有思想的激进与保守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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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晋，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的经学大家范宁对玄学也作了强烈的批评，《晋书·范宁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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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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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认为，何晏、王弼蔑弃经典，不遵礼度，游辞虚说，贻误后人，遂使儒学沉沦，中原倾覆。因此，他作《穀梁集解》扶持名教，抵制虚浮。这是经学与玄学冲突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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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汉魏之际代表新学思潮的玄学主要盛行于荆州和江东一带，而旧学则主要集中在关中、洛阳等地。曹操吞并荆州之后，荆州学风北传。后来东晋南迁，这种学风又随政权南移，而北方仍以旧学为主。随后是南北的长期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直到隋唐统一天下，这种对立的学风才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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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及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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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思潮广为流行，但并没有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独尊玄学。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儒、玄、道、佛等思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从而刺激了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因此，三教的冲突与融合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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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人们试图在儒家之外寻找统治国家的理论，因此，在这时期有不少人开始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当时名、法、墨、纵横、兵家等思想学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在这几种学说中，法家和名家都曾受到重视。东汉末年，名教衰微，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号召力。当时魏、蜀之治皆以法家作为指导思想。《晋书·傅玄传》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也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这些都反映了法家在当时的影响。法家之外，还有名家。《晋书·隐逸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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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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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胜看来，名家对于政治教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对《墨经》作注，并集出《刑》《名》两篇。此刑名即形名之学。《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除了法家、名家之外，纵横家、兵家等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如《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说：“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西晋王衍亦“好论纵横之术”。兵家方面有曹操、沈友等人的《孙子兵法注》、诸葛亮的《兵要》等书。由此可以看出汉末魏晋时期诸子之学的复兴情况，这也反映了儒家独尊地位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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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虽然式微，但也并非没有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经学上。东汉末年，儒家官方经学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私人经学却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郑玄。郑玄曾师事马融，精通今古文经学，著作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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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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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在当时影响很大，学生遍于天下。王粲说：“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20)当时与郑玄经学并存的还有荀爽、虞翻的《易》学。荀属费氏《易》，虞为孟氏《易》，皆属汉代旧学。此外，荆州学派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战乱频繁，刘表统治的荆州地区相对安定，因此，不少学者都到那里避难，著名的如宋忠、綦毋闿等人。刘表还组织学者撰定五经章句，“删减浮辞，芟除烦重”，谓之“后定”。王粲、王肃、尹默、李仁等人皆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后来王肃独自成学，专与郑学相抗，从而形成了郑、王对抗的局面。《三国志·王肃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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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於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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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王之学虽然对立，但基本上还是汉代经学的延续。随着玄学的兴起，经学也开始受到玄学的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与《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以及黄侃的《论语义疏》等都是这一时期玄学化经学的代表，其特点是在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融入道家思想，重在义理，不重章句。除上面所说之外，这时期经学的重要著作还有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干宝的《周易注》等。经学之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著作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成就，如裴的《崇有论》、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刘昼的《刘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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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当时人们把它看做是与黄老道家相似的学说。《后汉书·楚王英传》说其“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有死罪的人可以用缣赎罪，楚王英送了三十匹缣赎罪，于是明帝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22)在东汉，佛教是作为一种道术流行的。牟子《理惑论》说：“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汉魏之际，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佛经翻译的增多，佛教逐渐分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系统，前者以安世高为代表，后者以支娄迦谶为代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对佛教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如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所讨论的本末有无问题都是对玄学理论的一种发展。当时佛教的代表人物有慧远、僧肇、道生等人。慧远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等，提出现报、生报、后报的“三报论”，并试图解决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不合的矛盾，提出孔、释不殊的思想。僧肇则著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进一步论证了佛教的“万法皆空”的思想，在《物不迁论》中则否定了事物变化的连续性，在《般若无知论》中则论证了般若是佛教的最高智慧。道生则孤明先发的提出了“一阐提皆有佛性”的学说，认为佛性普遍存在于一切众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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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和战国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以及黄老道家思想等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道教开始便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张道陵为首的五斗米道，一个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太平道便衰落了。后来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亦被曹操招抚，道教便变成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魏晋以后，道教在理论上得到较大的发展，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葛洪的代表作是《抱朴子》，其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主要讲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于道家。外篇则主要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于儒家。陶弘景则著有《真灵位业图》、《真诰》等。他在《真灵位业图》中按照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建构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在《真诰》中则提出了道生元气生万物的宇宙论思想。寇谦之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对旧天师道进行改革，“除去三张（张修、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从而把道教变成一种“专以礼度为首”和“服食闭练”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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