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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仲长统：《昌言》，《全后汉文》卷四十六，第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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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符：《潜夫论·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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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徐幹：《中论·考伪》，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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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廙：《政论·正名》，《全三国文》卷三十四，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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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劭：《人物志·九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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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劭：《人物志·九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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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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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国志》卷十三，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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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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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晋书》卷九十四，第2433—2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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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后汉书》卷三十五，第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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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唐书·儒林·元行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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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国志》卷十三，第419—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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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汉书》卷四十二，第1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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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三国魏晋之际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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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及魏晋之际，是指从曹操独揽东汉朝廷大权的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灭吴止，其间所经历的大约72年的历史，一般史籍称其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因东吴政权比魏、蜀政权灭亡都晚，其间与西晋政权有近15年的历史交叉，故此时期的儒家学者，所经历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称帝的西晋初期。故此章的章名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应称作“三国魏晋之际”才比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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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上，三国及魏晋之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在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最突出的思想文化变故，便是魏晋玄学的酝酿与产生及道教与佛教的发轫。这种文化思想新格局、新态势的出现，对儒学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使儒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玄学化儒学的产生，我们可称之为魏晋“新儒学”；二是正统儒学或传统儒学的延续和发展。本章所述，即是以该历史时期的正统儒学为核心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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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三国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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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魏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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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崛起北方，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许昌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大败袁术、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政权。历史上虽然对曹操褒贬不一，但基本上认为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不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如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1)顾炎武把魏晋以降士风日下的责任全部推到曹操一人身上，有欠公允。因为汉末儒学权威的下降实是时代使然，早在曹操占有冀州之前就已明显；其次，就是曹操本人也未完全否认儒学的作用，往往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曾有“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的遗令。这就是说，他认为得天下不仅需要武力和军事，更需要权谋和法术；而治天下则需要礼义与文德。当时兵革未休，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故他在《孙子兵法序》中说：“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降世也……圣贤之于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也。”(2)但一旦政权稳定，社会转过头来鼓吹儒学，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共通的规律。建安八年，当曹操击败袁绍占领邺城，自领冀州牧后，北方局势稍平，曹操便下令修学。他在《修学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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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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